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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祀这一番话，再一次触动了德宗的痛点和软肋。德宗立即贬杨炎为崖州（海南琼山）司马同正（不任司马实职，享受司马级待遇）。
杨炎还没有走到崖州，德宗的诏书就追下来了：“罪臣杨炎缢杀之。”55岁的杨炎就这样结束了生命，这是建中二年（781）十月的事。杨炎死后，就没有替他喊冤的了，这是作恶的报应。
余秋雨曾著文论述中国历史上的小人。卢祀自不用说，杨炎是不是小人呢？诸多古代史书说是，这些著作指杨炎除了提出两税法之外，其他“乏善可陈”。
当然，杨炎与卢祀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极大区别。杨炎对唐朝经济复苏做出了划时代巨大贡献，世界经济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卢祀呢？成天只是揣摩主子意旨，内斗整人而已。
杨炎的确是罗织构陷，报复心强，有小人的品性，他的道德规范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要杀一个四朝*、总理级大臣和指挥国家经济运行的台柱子，岂能私下个人说了算？在这个案子中，最大的责任人是德宗，最后赐死刘晏的命令就是德宗下发的诏书。德宗一时起杀机干掉刘晏，紧接着又杀杨炎，为什么？他是以此向天下做个交代，平息众怒。两次杀掉大臣，理由都不充足。中国历史上两个天才的宰相理财家，就这样草草死于非命，岂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应该说，德宗才是罪孽更大的小人。
杨炎重蹈覆辙（2）
德宗杀刘晏和杨炎，都是根据传说和虚报，这两个传说和虚报，恰好击中了德宗的痛点。这说明杨炎和卢祀这两人，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精细的揣摩术，平地起惊雷，一发必中。同时也说明，心胸狭隘的德宗对于自己皇位的稳固性，有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敏感。唐代安史之乱中，争夺统治权之战异常残酷，德宗的过敏，也是时代的产物。
唐代最高领导人产生机制的缺陷，导致了君臣两方面的人格变异。
余秋雨说，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体制的产物。正是专制的皇权，源源不绝地大批制造着小人，连皇帝本人也概莫能外。
历史这只大手，正是这样捉弄着人们的命运。
毛泽东关注“二王八司马”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为首的永贞革新，或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是一次彗星般耀眼而短促的改革。由于两位旷世文豪刘禹锡和柳宗元深深卷入，使这次改革更加令人瞩目。
毛泽东极为赞赏“二王八司马”中的柳宗元。毛泽东曾把郭沫若和柳宗元相比，认为郭沫若远不及柳宗元。
金春明著的《“*”史稿》说，1973年5月，毛泽东读了郭沫若著的《十批判书》之后做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8月，再做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这两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子厚是柳宗元的字。《封建论》是柳宗元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该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封建制（家族成员分封为王，统治各地）和郡县制（中央派出官员管辖各个地区）的利弊得失，认为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打破周代的封建制，实施郡县制，是很大进步。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则猛烈鞭挞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秦实施郡县制评价也不高。另外，这本书还赞扬孔子进步，“代表人民利益”。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毛泽东认为，秦始皇（祖龙）虽然死了，郡县制等规制却留了下来，焚书坑儒也需重新评价。孔子仰慕周代，是开历史倒车。毛泽东劝郭沫若不要从柳宗元的立场倒退，跟着孔子颂扬实行封建制的周代。
在随后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郭沫若为此大吃苦头。
其实，柳宗元的《封建论》也抨击了秦始皇强迫民众服苦役的*。
由于毛泽东对柳宗元情有独钟，1971年特别批准章士钊研究柳宗元的巨著《柳文指要》出版。“*”中，除了《毛泽东选集》等少数著作外，出书审查极严。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十年风雨情》一文回忆，《柳文指要》“在成书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柳文指要》长达100万字，毛泽东完成此项繁难的阅校，殊为不易，这与毛泽东对柳宗元的高度关切有关。
毛泽东倾心柳宗元，自然对柳宗元积极参与的重大事件——永贞革新十分关心。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是同情和支持的。由此，“二王八司马”的另一重要人物刘禹锡在“*”中也走了红，被列为“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人物”，各种版本的刘禹锡诗文集纷纷问世。
其实，早在“*”之前，毛泽东与他的秘书田家英就多次谈论过“二王八司马”事件。流风所及，“*”中江青在天津作“评法批儒”报告时，也大谈“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江青欠缺历史知识，错把“二王八司马”的对立面韩愈也算在“八司马”里了。
“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是一场非正常的运动。毛泽东发起这个运动，有他的复杂的政治意图。柳宗元和刘禹锡被抬出来为运动服务，也并非这两位先贤的意愿，这些都不在本文议论范围。此处引证这段历史，不过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对一般人感觉冷僻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投入了长期关注，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的影响。
余秋雨做了一个梦
余秋雨散文《柳侯祠》的开头写道：“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
梦中的荒芜生态和灰黯色彩，正是“二王八司马”结局的写照。
余秋雨梦醒，参观柳侯祠，接着著文描写了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贬官湖南永州和广西柳州，“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高峰性构建”。
正是在柳州，柳宗元低吟着“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的诗句（《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以47岁壮年，郁郁而终。
打开《刘禹锡集》看看，“一坐飞语，废锢十年”、“失意多病，心如寒灰”的句子，比比皆是。
与柳宗元、刘禹锡同时的名流如韩愈、白居易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描述过永贞革新。唐代作家李谅创作的传奇《辛公平上仙》，则影射了支持改革的唐顺宗被宦官杀害一事，可见当时此事影响之大。
可惜，对这一重大改革事件，历来研究不足而非议不少。《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著作，对“二王八司马”均持贬斥态度，乃至目为“邪党”。
古人局限自不必论，近来有人说“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有人把王叔文推进改革说成是“秘书干政”，多此一举。理由是：“王叔文职务仅是一个翰林学士（皇帝机要秘书），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由翰林学士担负这么重大的革新使命，自然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失败也就理所当然。”
假如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同样是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宋代，贵为宰相的王安石发动改革为什么也会失败？而唐代诸多太监连翰林学士这个名分都没有，废立7个皇帝都能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唐两个奇人
王叔文（735～806）和王（？～805）堪称唐朝一对奇人。
两人都是浙江人。王是杭州人，唐德宗李适（742～805）末年任翰林待诏（尚未安排正式官职称待诏），写得一手好书法，被德宗派去教太子李诵（761～806）写字。至今，一些文物拍卖会还有王的书法传世。王叔文是绍兴人，原任苏州司功（苏州地区辅佐官员），下得一手好棋，经人推荐进入东宫，教李诵下棋。
恰好，李诵也爱琴棋书画，师生相得益彰，其乐融融。
王这个人，《旧唐书》说他“貌寝陋”。人长得丑，但他心思活络，幽默诙谐，喜好杂耍，颇讨李诵喜欢。
王叔文是整天蹙着眉头，庄重严肃，智谋突出。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中说王叔文“能以口辩移人”，口才极佳。
二王性格恰好互补。王常常哄太子玩，而王叔文则“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李诵与王处得最亲热，对王叔文更敬重。
因缘际会的是，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