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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分家出去的兄弟会有三个原因：减轻人口压力，开垦新的土地，戍守边疆。
他们可以带走的东西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我在书中得到了答案：“（1）氏族的关系和徽号；（2）属于一个或几个氏族的数群宗族成员，他们既是农业、手工业劳动者，也是兵士的来源；（3）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4）标志新政治单位的新名称；（5）保证他同大宗的仪式联系得以延续，并作为他新独立地位象征的仪式符号和道具。他将在新领地中建立新的庙宇，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以作为新宗族创立者的标记。于是，一个新的支系开始繁衍。作为次一级的宗族，它必须对自己原来所属的大宗表示恭顺。……这种分化过程还会重复，从而形成第三级、第四级和以下各个支系。”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如此，中国古代也如此。其实，这个解释可能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因为夏商周并不在同一个区域生活这一事实颇让人难解。假如按照张先生的说法，他们是曾经被分离出去的宗族就比较好办。假如我们不能说夏商周的起源是三兄弟或者有复杂的血缘联系的话，那么按照中国的典籍或者传说，加上秦嬴的祖先，确实最初是四个强人联盟，后来实际上看来像是一种轮流坐庄的形式。但这一结局，我们是否可以推测，他们曾经有血缘上的联系，所以这几家后来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改朝换代，也勉强可以说服大家。这几家后来很可能也中途加入了另外的政治势力，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并且通过婚姻形式来完成——古代的婚姻确实有很大的自由，但那是针对普通人的，具有最高权力者的婚姻向来都是有严密考虑，尤其是牵涉到王子身份确立的时候。三代时期能够找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例证，这一点与古埃及同。
三代时期的王室婚姻是一个重点研究项目，张先生在书中略有叙述。其中之一说到周文王之母疑为殷女。“帝乙归妹”，很可能又说明了帝乙把妹妹嫁给了文王。中国另外一个国学大家王国维特别推崇《诗经》的真实性，《诗经》里有关这段往事是这样记载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①”“王季”乃文王之父，周文王的母亲是殷人无疑，看来殷、周的和亲是肯定的了。
张先生提到中国古代很可能流行着双方交表婚制，“即一个男子可以娶父亲姐妹的女儿或母亲兄弟的女儿为妻。这种婚姻习俗最重要的证据是周代文献中保存的亲属称谓制”。
除了宗族势力之外利用道德来强化古代的政治力量，这个说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中国古代一直是道德社会，这个道德是一种有效的黏合剂，牢牢地把中国的社会维系了近3000年。我觉得中国的道德意识是从周朝开始明显纳入政治体系内的，西方则是以宗教来挟持政治，这是两个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见下页张著原图）
顺便说说我对于一个甲骨文的解释，关于“族”的解释，张先生或者一般学者的解释是：旗帜下面放着兵器，我的看法是：旗帜下面站着一个戴尖帽子的国王。“族”首先是人，并且是首领，兵器尽管嚣张却不能代表人的存在。古埃及国王的帽子恰是尖顶的。
书中提到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多形成于周后期或者汉朝这一事实很重要，其中尤以“黄帝功绩最大”这一事实与前者联系起来就会得出一些结论：黄帝很可能是周人的祖先。至于时间，既然可以把数功归其一，当然也可以提前无数年，甚至最领先。在神话中，黄帝活动的范围一般在距今5000…3000年间，我当然倾向于后者。但是我至今还看不到需要改变我以前的一个推论：黄帝是商朝人祖先（即黄帝很可能是《圣经》里提到的“约瑟”或者“雅各”），并且“颛顼”这个名称我认为也接近“约瑟”。
另外，对中国古代社会是母系氏族的说法我一贯是反对的。我不否认在民间的生活里可以存在母系氏族社会，但是假如我们把国家政治整体考虑在内时我就不能同意。我宁愿说中国是不存在完全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三代时期举不出一个女王的例子来，并且从5000年前开始的三皇五帝中也找不出一个女性！我不否认女性可能在古代占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地位，从妇好墓中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必须承认，女性并没有在古代掌握政治决定权，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中东依然如此，此点可参见《圣经》。在整部《圣经·旧约》中，惟一出现过的女王只有一个示巴女王，另外以色列还出现过一位女士师：底波拉，其他的皆为男性统治者。无论中国神话中的“女娲”还是西方体系中的“圣母”都挽回不了女性没有地位的局面，虽然女性在古代的地位未必就很低。因为她们有生育能力，这决定了她们的神圣母亲地位。
该书第五章《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我认为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符号（文字）是我向来最注重的证据。尤其在65页，有一些规律，里面提到中国陶器上许多的“Z”、“X”，张先生似乎多认为它们是工人的姓名或族徽，我坚信它们属于宗教符号，代表着神圣的意义，放置在当时最高档的生活品（陶器）上。恰好后来看有关古埃及的VCD，也看到了陶器上面刻画了许多的“Z”，与张先生说的一样，只是我提供的照片是古埃及的①，并且是5000年前古埃及的物品。
关于数字，“在中国的历史时代早期，1、2、3、4这几个数字简单地写作一、二、三、四个短划；5是个X，7为一交叉符号……6、8、9这几个中国数字变形就比较多，至今未在任何史前陶器符号中发现”。书中借李济的话提出：“为何有的数字（如7）频繁出现，而别数字（如1、3、4）很少，有的数字（如2、6、8、9）却根本未见？”哈哈，得到这样一个提问太好了，因为这些规律是我花费再多时间也难得到的。但我很高兴试着回答他们的问题：“7”是中东人的信仰！中国的文明来自中东。
第80页的铜锡矿分布点划分也很有意思（见上图），这里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已经借鉴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常用方法，用统计数据和图形等来说明和解释问题。当人们在做相关历史研究不再考虑手段和方法的高下与所谓的“禁区”时，那或许已经是进入了一门全新的“跨专业”学科。
2004…03…22初写
2004…10…18修改
第二部分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第8节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小岛
南岛，我的一块“心病”
我曾经有一块心病。或者说，在提出“全球同源”后使我吓出一身大汗的一件事情是：我使用全球语系基本分类后发现，大洋洲以及太平洋里面以及沿岸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明显和中东有地理或交通上交接的“困难”。假如这一环不能连接，那么“全球同源”就是一句空话。
在我的整个探索之旅中，与其说我在重读历史，毋宁说我在重新复习地理知识。我还被迫开始研究人类交通史和生物史。当我昨天举着一张大约两尺见方的塑料世界地形图回家时，或许很多路人会猜测我是个地理老师呢。我身边最常见的工具不是别的，是各种各样的地图。遗憾的是，网络上相关历史地理方面的信息非常少。另外，人们把目光集中投向了亚洲、欧洲和美洲，却忽视了大洋洲，之前出现的是非洲。这就给我带来了更大困难，这身大汗闷了许久出不来，干着急。
有关这个问题我作了一连串的探询，首先是从地理学、地质学上寻找可能的联系，并对地球“板块说”、“漂移说”等作了一番研究，但收效甚微，因为时间差距过大，整个地理上的结合或分离起码需要上亿年的时间，而我的目标范围只是近万年左右。所以必须另觅他途，气候历史资料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没有多大帮助。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越来越多地碰到一个词汇：“南岛”。接着是“南岛语”和“南岛族”，再接下来是“波里尼西亚”这个词汇的频繁出现，最后是南美洲、印加人、复活岛等。我看到了一丝渺茫的希望，接着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曙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