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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崇祯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清军或者是朝鲜联军，这一点李明睿也解释的很清楚，“以中原之地引其互争，正可坐收其利”，再说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中原也不一定陷落，他的这种安排只是比较保险而已。
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这些官员形成了第三种建议就是死守中原，在各地招募义军，甚至是可以招降李自成，共同抵御外虏，他们相信只要有皇帝留在北京，由他登高一呼，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这些人会晓得民族大义的，自己的财产也会得到保护，殊不知李自成所率领的这支义军都是由不识多少大字的农民组成的，让他们有这么高的觉悟恐怕很难，至少需要一个教育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需要多久大概只有天知道。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南北方官员对这些战略的激烈争论，看着底下的群臣已经吵成一锅粥，崇祯皇帝十分厌恶，他甚至心中曾经恶毒的想到要将这些人都处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那样自己岂不成了光杆司令。
就在紫禁城内还未是否南迁而争论不休时，山西的首府太原，这一坚守到最后的坚城也终于被八旗攻破了，整个山西几乎都在女真人的控制之下了。
太原陷落之后，崇祯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
崇祯皇帝再次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崇祯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崇祯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温体仁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崇祯皇帝陷入了困境。
看着下面的群臣，崇祯皇帝脸上青一片红一片的，他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
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崇祯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
崇祯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帝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
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崇祯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崇祯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
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帝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12月16日，光时亨上疏崇祯，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和朝鲜，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稳固了京畿重地，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孙承宗，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以及从陕甘召回洪承筹，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
但是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孙承宗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帝的首辅大学士温体仁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朝鲜。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孙承宗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八旗的攻击之下。
就在整个崇祯朝廷还在为留与不留，召还是不召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带领着二十多人，经历无数艰辛，终于赶到了登州，迎接我的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
第七卷 血色中原 第七章 回到登州
我们一行人经过无数艰辛终于进入了山东境内，相比于山西河北山东这两年还是不错的，至少山东的饥民有个去处，朝鲜是他们向往的乐土，这也直接使山东境内的治安要比其他各处好一些，孙元化就任直隶总督以后加大了移民力度，几乎每天都有难民坐船从登州出发直抵抚顺，然后被安排到辽东开垦新的土地或从事其他工作。
我们经过德州时就经历了这样的场景，难民扶老携幼聚集在衙门外等待审核，一旦通过他们将由专人带领前往登州，一路上的吃住花费都由官府负责，当然了这个官府指的是归属孙元化直接指挥的都督府，任何人没有都督府的手令都别想染指移民，这也是为了防止人口贩子，因为到达登州后难民会被无偿分给一年所需的银两。据说曾经有人借此机会盘剥难民，大发横财。
辽东土地肥沃，地广人稀，一直以来在皇太极的统治下汉民都是奴隶很难有劳动的积极性，但是自从大金国从辽东的版图消失以后，一系列举措都极大的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各种矿山的开采以及作坊的开设也在加速进程，从朝鲜涌来了大批的具有熟练技术的工匠，这些人或者向银庄借贷开设自己的小作坊，或者干脆就跟一些商人合伙，这一切都导致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加大。但是同时也为辽东安置这些难民增加了财政负担，为了满足商人和手工业业主的需要，政府和这些雇主签订了协议，凡是安置难民数量超过一定级别的政府可以酌情减免税负。
至于那些先期到达辽东以及从朝鲜到达辽东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土地所有者可以招募难民，为其提供种子和生产资料，每安置五名难民，政府将额外补偿其一倾土地，当然这些难民到达辽东以后政府也会无偿给予其10亩的口粮田。他们要负责自己和雇主的土地生产，但是前提条件是雇主的土地不能超过难民的口粮田。这笔帐算下来无论是难民还是雇主都很合适，唯一吃亏的或许只有政府，应为要为此提供大量的土地。
好在辽东的土地多的很，一时半会也折腾不光，更何况随后的战争中我们还将获得更多的土地。这些政策都是为了促进对难民的吸收，也因此掀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移民浪潮。一路上都可以看到络绎不绝难民扶老携幼向登州涌去，那场景十分壮观，这也是山东境内能得以安静的主要原因，这些难民都憧憬着将来能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丰收。
自从皇太极兴兵进犯山西后加入移民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当地政府不得不进行严密的盘查，以防奸细和不轨者进入辽东，所有进入山东境内的难民必须持有入境当地政府发给的路引和身份证明，并由专人负责护送。而我们这一行人则被区别对待，当我们报出是孙元化的旧相识时德州县衙虽然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一路上畅通无阻，但是行动自由也受到了限制。
跟随着难民的队伍，我们到达了登州，这座城市比我年初来时变化更大，一切都变得更加井然有序，城头上旌旗招展，我多想大声呼喊“登州我回来了，这个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是我这次艰难旅行的终点。”难民被安排在当年我安置难民的藏军谷，我们则被专人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