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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倒以后就开始反思，觉得不行了，这辈子还是不应该这么过，还是应该再选一个什么新的方法，自己毕竟不是干这个的，这个干起来很吃力。自己不想干可每天必须强迫自己去好好干。这不是人应该有的生活。
然后再重新开始找方向，面临着第二次选择，懂得形而上的苏建华于是开始思考：到底我这辈子要干什么？如果我想清楚了我还来得及，因为欧美和咱们中国很多地方不一样，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三十不改行”，但在美国或者加拿大，自由选择的机会很多，可能三四十之前一直在选择，选择适合自己做的事，选择适合自己的位置，可能一直没找到，可能突然有一天他顿悟了，知道自己做什么了，他认为那就是生命的意义，比如说肯德基创始人……Sanders上校，年轻时做过各行各业的工作，包括铁路消防员、养路工、保险商、轮胎销售及加油站主等等，最后在餐饮业上找到了事业的归宿。他创立肯德基品牌时，已经是个66岁、月领105美元社会保险金的退休老人了。
苏建华在家里休息的那段时间马上就想清楚了，还是应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他联系了做节目时认识的几个朋友，包括前中央电视台的，前凤凰卫视的，前日本某华人电视台的，决定做一档电视节目。
加拿大实行制播分离制度。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虽然亚克逊人是主要人种，但近些年少数民族的比例开始越来越高，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均受到官方的重视。他们有一个20频道，专门拿来做公共频道，播放那些少数民族做的、反映其社区的节目。这个频道虽然不象别的频道那样花钱购买你的节目，但会把频道平台免费提供给你，你可以自己跑赞助跑广告。苏建华和其他六个人每个人凑几千加币，买了入门级的设备，包括摄象机呀、电脑呀什么的，还租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他们的公司叫做“海达电视传播公司”。
他们做了一档叫“相聚新天地”的节目，苏建华负责策划、写文案，很简单的节目，很简单的设备，然后便到社区去采访各种各样的华人，大陆来的，港澳台来的，介绍他们是怎么在新的地方适应生活的，怎么来重新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向的，就讲自己的故事，一期节目30分钟，大概讲两三个人的故事。他们的节目放在晚间挺好的时段，星期五晚上的7：30—8：00。
但是，广告不是那么好拉的，加上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种文化背景融合在一快也很难磨合，公司在经营了六个月后解散了，大家好聚好散。
这次失败的经历反而点燃了苏建华，他就觉得电视呀，传媒呀，就象生长在他脑海里的一条神经，杀不死也拔不出来。他分析他们之所以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当地的规则，它的营销模式、包括其中一些公益性的东西，了解不够、把握不够，他萌生了要去学校学习传播业、经营业的念头。
他太太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说你既然喜欢这个事情那你就学吧，即使不是为了生计，只为了自己的爱好去学习都可以，苏建华于是考进了太平洋影视学院，学电影和音乐的经济，正是在学习期间知道了《超级女声》。
苏建华毕业后想回来，老婆仍然支持，带着孩子在加拿大“留守”。
后来，苏建华通过谢湘林介绍见到了王伟，被他称为是这次回国最大的发现。
他喜欢王伟团队的理想主义，他一直认为搞传媒搞文化产业必须要有理想。他把自己在国外这几年的生活，当成是实实在在的谋生，是在挣扎的状态下过来的，他也知道人都是实在的，今天没钱了你就没米下锅了，但是，当你立志要做传媒产业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有理想。
苏建华象个孩子似地描绘被王伟他们团队重新点燃激情的过程：我原本就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以后，我把中外两种传媒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考虑，把体育的元素加进出考虑，就会有很多的创意或想法，每当我提出新的创意或想法的时候，他们都是用一种鼓励的、乐观其成的态度来对待我，我就觉得这个跟我在湖南电视台的时候比是多么地不一样呀，那帮人动不动就一个灭火器喷过来了，搞得你蔫蔫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跟苏建华开玩笑说，原来你在王伟和他的团队身上，发现了类似于你老婆的那种气质，那种关爱、激励与鼓舞。
苏建华补充说，还有大量的商业智慧，以及如何释放人的潜能。
也不完全是开玩笑，应该承认我多少也被王伟和他的团队的精神感染了。以这本正在写着的书为例，它严重地干挠了我原先的写作计划，让我本来正在撰写的《青瓷》电视剧剧本一拖再拖。但我也象苏建华一样，有一种潜伏的激情被点燃的感觉。
但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部我想尽可能纪实的作品，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乃至官司缠身，但我义无反顾，别无选择。
跟苏建华谈话总是意犹未尽，我估计他那些海外求学求生的故事，应该会令那些准备出国留学或定居的朋友感兴趣。
不过，我们现在要换章节了。
至于他与王伟正着手做的那件大事，我们放在后面再说，当我对那个项目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我马上认定那是一个《超级女声》还要大很多倍的产业。我不敢说他们一定会把它做得比《超级女声》更加轰轰烈烈，但我敢肯定，他们的操作会更具有商业智慧与专业的敬业精神。
第三节 师爷谢湘林：“电视是个台”
谢湘林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
1982年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表现很活跃，是系学生会干部。学生会不属于国家行政管理序列，但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都把它当着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一种早期技能培训与锻练。
谢湘林的济世良方象春天的农作物似地在心怀里悄然萌动并茁壮成长。那时的大学生可是天之骄子、国家未来的栋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分配，所以，离大学毕业还有好几个月，谢湘林便已经知道他将分配到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他给自己描绘的道路是，先给某位省长副省长做几年秘书，待到羽翼渐丰，再找机会外派。那时候有部令万人空巷的电视连续剧《新星》，那些关注农村、关心知识分子、关注改革、关心时局的人特别爱看，谢湘林的理想就是做一名电视剧《新星》里李向南一样锐意改革、造福一方的人民公仆。
上面的一纸文件改变了谢湘林的生活轨道：为了强调社会实践经验与实际工作能力，各省直机关、政府部门，不再从大学直接接收应届毕业生。
谢湘林临近毕业才知道有这么个文件，当时湖南省政府还专门派了个处长去南京大学解释这个情况，这样一来，谢湘林的毕业分配反而没有着落了。
在当时计划分配的背景下，毕业生分配不出去可是件大事。系里管分配的老师找谢湘林，问他要不要去北京，二外还有个名额，如果不愿意，留在南京也行。那时谢湘林的恋人在长沙（后来成为他感情甚笃的妻子，也是他人生最大的伤痛），所以坚持要回长沙。老师问他，除了政府部门，长沙还有哪些单位愿意去？比如说报社啊，出版社这些文化事业单位，行不行？
老师不是随便问的，一是中文系的毕业生进这些单位专业对口，第二，当时谢湘林班上有两个分配到湖南长沙的指标，谢湘林去省政府办公厅，另外一个湖南老乡去湖南电视台，但这位同学不想去电视台，愿意去报社。那个时候报纸比电视台要吃香些，地位要高些，而且他自己已经联系好了去湖南日报，等于把进湖南电视台的指标空了出来。
谢湘林对电视台没有一点概念，为了回到恋人身边，准备退而求其次，便答应了。
谢湘林于是先陪女友去旅游了，等到报到的时候，没想到又出了状况。
1986年7月下旬，谢湘林按照毕业生分配派遣证上的单位到省广电厅人事处去报到，一个科长就跟他讲：“你被分配到省广播电台”。
谢湘林当时就愣了，分配证上明明写的是湖南电视台，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去省广播电台？
科长说：“你分到省广电厅是不错，但我们有权进行二次分配，去省广播电台就是二次分配的结果。”
谢湘林想想说不对，我的分配书上明明写着分配到湖南电视台，我就只去湖南电视台。
其实他那时对电台和电视台并没什么特别的概念，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