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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南方周末》看到相关文章的不是夏青，在互联网上搜索节目的也不是廖珂，而是中国另外一家强势电视媒体，如央视或上海文广或其他什么卫视，并迅速付诸行动，很难说不会复制中国版的“××偶像”之类的收视神话，也就是说，众多国家在同一节目上的成功，会让我很自然地认为，在西蒙·富勒的节目模式中，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成功因子，各国电视人所要做的，无非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及文化，让它落地开花，这也是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愿意花上大把的美钞购买其版权的原因。
夏青和廖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没花一分钱的版税并且行动迅速。在此，我忍不住要提醒英国和美国的版权组织，你们在中国反盗版的工作真是任重而道远。
其实不用我提醒，据说英国“流行偶像”版权所有人就曾扬言要跟天娱传媒、湖南卫视打官司，只是不知道最后为什么不了了之。
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便宜的湖南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是应该给夏青和廖珂记上头功的。当然，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都不会这样做，他们会让夏青和廖珂撇清跟西蒙·富勒或“美国偶像”的任何关系，以证明“超级女声”完全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视湘军品牌。
问题是，当其他兄弟电视台对“超级女声”改头换面，再回过头来与湖南卫视进行同质PK时，你也就无话可说了。
道理很简单，你可以克隆别人，别人为什么不能克隆你？
互相抄来抄去的结果会怎么样？
这种同行业的模仿与被模仿，当然不仅仅限于电视节目。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哪个行业、哪种模式一赚钱，必定跟风者云集，直到把这一行业、这一模式彻底做乱掉。
其恶劣影响不限于此，它使真正下工夫投资的原创者、研发者得不偿失，进而使社会弥漫着投机取巧的浮躁气氛。
另外一种具体的假设是，如果“超级女声”等系列品牌能够在国内拥有版权，以其不被模仿、拷贝、克隆的独一无二的排他性，而且实际上也能从根本上杜绝同质化竞争的话，它又将会做成多大的蛋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也付给人家近亿美元的版权费又怎么样？
要知道，“美国偶像”版权投入与节目业绩收入的比例是1∶9。
在目前的中国，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假设。
我们的企业太急功近利了，为此可以牺牲诚信和人性。极端的例子是三鹿奶粉，在奥运盛事过后不久，它惹火了每一个看电视看报纸和进商场超市的中国人。它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所产生的利润是可以计算的，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却根本无法估量。
它最终害惨了自己——你如果不把自己的品牌视为企业的生命，市场总有一天要抛弃你，让你破产、让你血本无归，甚至让你负刑事责任。
问题是，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三鹿集团”？
为什么类似的事件会发生？
在奶制品行业有极大美誉度的蒙牛集团也未能幸免。它现在应该知道了，为了恢复名誉，它可能不得不付出因为添加三聚氰胺所赚取的利润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代价。
2008年，三鹿奶粉，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反省的事件，此时此处，你可能是直接的受害者，但在别时、别处，难说你不是帮凶。
毒奶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还有多少非典型的例子在暗处甚至人们眼皮底下生生不息地发生？
只有当不诚信的行为开始伤害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诚信才会成为每一个人和每一家企业的自律或追求，尽管这只是做人做企业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但它也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置性条件。
扯远了。
我并没有事事处处贬损旧天娱传媒的成见，但我确实怀疑，一个像我了解的那种公司，能够花一大把钱去买什么版权（他们也没有那笔钱），在目前这种商业气氛中，连我都认为那会很傻很天真。
不管怎么样，“超级女声”红得发紫了，天娱传媒名声日隆了。尽管王鹏一直很敏感人家说他们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但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这里。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以此为起点，开创另外一番事业。
相反，你如果以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的，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怎么样去抓住这历史性的机遇，你会认为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之中，当然不需要改变什么。
王伟的看法与我类似。
他在用混乱、膨胀一词描绘2005年的天娱传媒之后，还使用了另外一个顶格形容词——最顶峰，他说：“2005年是旧天娱传媒最顶峰的一年，财富和名声来得太快，大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没有任何磨练，典型的一夜暴富，一夜成名。问题是，当我们有了财富和名声以后，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湖南卫视来说，一档节目火起来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多么奇怪（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档制作成本低廉、先叫“奥运向前冲”后更名为“快乐向前冲”的节目正播得如火如荼）。但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给我的感觉，真的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偶尔上街中了彩票头等奖的农民。
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的偶然事件，如此而已。
且慢，如果我企图让读者相信这种说法，那也未免太懒惰和太不负责任，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受过最基本的哲学思维训练的人来说，我宁愿相信任何偶然都蕴藏着必然，也宁愿相信加拿大着名传播学者麦可卢汉的话，他在《理解媒介》中说：“和制度一样，游戏是社会人和政体的延伸。”我把他的话延伸开来，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日益开放、日益包容和日益多元化的中国，作为平民游戏的“超级女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的一场游戏。
展开论证会陷入到学术语言的枯燥乏味中，但我们又必须给读者一个起码的交待，幸好梅文慧女士的书可供我们引用：
2004年1月，“美国偶像”节目中出现了一位梳“蛋挞头”、长着龅牙的21岁华人参赛选手——孔庆翔，他不仅唱歌走调、五音不全，而且台风相当滑稽，但他在台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率直却使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影响力顿时让中国的电视业开了窍，让普通人站到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个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游戏，一方面无伤大雅，另一方面却也让人实现了自己的歌星梦。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含蓄、内敛、隐忍，始终得到提倡，张扬、纵乐，则总是受到压制。在一向不敢轻易表露自己，不敢“秀”自己的亚洲社会，这种唱歌游戏无疑是最好地表露与展现自己的机会，那种被日常生活压抑的“狂气”、自己想象的“才气”、自我张扬的“英气”，都在这种游戏中彻底释放出来，因此，狂欢的需求便产生了。
“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的出现，正是满足了中国青年大众的这种狂欢需求。2004年“五一”期间，湖南卫视向全国播出“超级女声”，节目首开“大众娱乐”之先河，既糅合了真人秀的要义，又把握了“电视回归大众、娱乐优先平民”的精髓，加之其较强的参与性、交互性，是继益智类节目之后又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节目形态。
“超级女声”诞生正值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并在主流意识的逐步认可中发展，让大众有了展现个性的机会。尤其伴随着新经济长大的所谓“尿不湿”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重负，渴望表现成了他们的常态。“超级女声”带来了中国娱乐节目彻底的平民化和娱乐青春化，让每个有梦想的青年都获得一个自由展现的电视平台，满足了许多青少年心中埋藏已久、急需释放的欲望。这种平民化、个性化的娱乐趋势说明，在今天，关门办文化、自己拍自己播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无疑对传统娱乐文化是一种冲击，一个挑战，一次超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总监袁方认为，“超女”是中国大众娱乐的开始。它本质上不是一个专业级别比赛，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这有别于强调艺术性及专业性的央视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同时，这个活动并不是靠明星取悦大众，他们打出的是“大众取悦大众”的创意王牌。制作者将传媒的门槛放低，满足了女生们自我表现的愿望。
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整个电视娱乐界还是湖南卫视而言，“超级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