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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实事，就是在电视湘军探索一条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的同时，图书出版湘军、动漫湘军也在崛起，这些风行全国的文化产品，均被烙上了“湖南制造”的字样，它们是闪闪发光、令湖南人津津乐道的文化名片。也就是说，电视湘军并非一枝独秀，在它的盛名之下，出版湘军、动漫湘军一样出色甚至更为出色。
这使我产生了一个联想，在达·芬奇时代，还有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科学家、人类智慧的象征，怀有神灵般的无限理想，试图重新创造世界的美，量度世界的广大无垠，解释世界的奥秘。可是，他始终无法超越常人的生命和力量，他的抱负是发现一切、研究一切、创造一切。他的生命却因此成为了一条没有走完的道路，路上撒满了崇高的、未完成作品的零章碎片，他在临终前遗憾而心酸地说：“我一生从未完成一项工作。”
这并没有泯灭他的伟大，甚至使他更加伟大。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他的伟大从来不仅属于他自己，更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那是一个人文主义在意大利蓬勃发展的时代，封建教会对文化的垄断钳制被打破，文化领域百花竞放，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开拓了道路。
通过这一简单的联想，我的结论是，由于党和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的社会更加开放、开明，已经迎来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更不能孤立地看待“电视湘军”。它除了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其中更存在着某种“湖南因素”。
那是什么？
一篇来自于“红网”的报道说，奥运期间，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创新发展的湖南文化产业新闻发布会”上，原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蒋建国（现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一番巧妙的回答，揭开了谜底。
他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经济文明，在经济欠发达的湖南，要产生这样的文化现象，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恩格斯说过，“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也能演奏第一把小提琴”。蒋建国将经验归结为“依靠拨动四根弦”：良好的环境、丰富的资源、优秀的人才、大胆地创新。为我们道出了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奥秘。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超级自恋的人，因为在这里我将再次谈到《青瓷》：当它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发行到六七万册的时候，在湖南本土开始有一种论调，说它不是主旋律，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示过于真实、直白。流言蜚语一度让我和出版社均颇为紧张。后来，是省委宣传部一篇“阅评员”的文章为它撑了腰、正了名，使它成为了自唐浩民先生《曾国藩》以来，本土作家享誉出版界的超级畅销书，最近还入选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的五百本书目。
这使我对蒋建国先生所说的“良好的环境”感受颇深便充满作为湖南人的庆幸。
不仅如此。
2006年，刚到湖南的省委书记张春贤就强调要用国际视野来谋划文化产业，树立统筹、科学、全面、人本、开放的文化发展观。之后不久召开的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确定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2008年湖南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强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以国际视野和创新理念高起点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构建以现代传媒、新闻出版、动漫游戏和文化娱乐等为重点的文化产业体系，组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文化龙头产业集团，加快实施文化强省战略步伐。正是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思想认识上的先行与统一，以及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发展观，为湖南的文化产业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抓住了机遇和先机。（见“红网”2008年12月19日湖南频道，作者洪评）
再回到湖南广电。
《中国记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说，湖南广电“首先是勇于摆脱传统的事业行政管理与计划经济模式，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把新闻宣传之外更多的内容产品当作企业产品来生产、经营的一条改革之路。这条改革之路说到底，就是一条既坚持媒体的公益性，又勇于探索媒体如何依靠市场、走进市场、培育市场与占领市场的改革之路。只有走改革之路，走市场之路，电视湘军才能完成资本的积累和经济效益的扩张”。
对此，我原则上是同意的。它提到的几个方面，也正是我的关注点，但我同时要说，湖南广电在锐意而艰难地改革的同时，在某些细节方面做得远非臻于完善，而正是这些操作层面的不完善，可能对某些身处其中的员工，一不小心就构成了伤害。
如果我们的管理更加科学、更多地注重人文关怀、更有利地推动改革，在湖南“良好的环境”之下，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章 我们是老板试水时扔下的两颗棋子
快乐到了顶点紧接着悲哀就要开始了；上坡路与下坡路是一条路；成功与失败总是互相交织、相伴相生；大丰收后也许紧跟着大萧条；股票非理性拉升后也许紧接着就是让人目瞪口呆的狂泻……
第一节 天娱二王：爱喝酒的东北汉子和上了七年大学的本科生
让我们从世纪之交的1999年谈起。
这一年的3月25日，湖南“电广实业”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日成交6个亿。半年以后，中央电视台委托调查机构对全国各省市卫星频道观众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湖南卫视名列第一。紧接着，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及其他栏目大获成功，似乎标志着湖南广电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康庄大道。尤其是中国电视金鹰奖与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结合在一起，永久落户湖南，湖南广电成为其唯一的承办者与运营者，以及长沙海底世界隆重开园等等一切，让湖南广电如日中天。魏文彬因此获得了“传媒智者”、“21世纪封面人物”等等殊荣。
但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智慧的祖先早就说过福兮祸所伏的话，意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快乐到了顶点紧接着悲哀就要开始了；上坡路与下坡路是一条路；成功与失败总是互相交织、相伴相生；大丰收后也许紧跟着大萧条；股票非理性拉升后也许紧接着就是让人目瞪口呆的狂泻……
难能可贵的是，魏文彬从来都不是一个飘飘然的人，他有着强烈而自觉的忧患意识，或者说，他自己最清楚他的王国是怎样搭建起来的，所以决不能允许它随便而轻率地倒塌。他在2000年春节刚过的一次全厅栏目制作人和节目主持人会议上，向他的手下发出了预警信号：2000年可能是湖南电视最危险的一年。
甚至外人也看到了这一点。2001年12月的《环球企业家》杂志、2001年12月6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同一作者武京杭的两篇文章：《虚火的电视湘军》和《电视湘军“虚火上升”》，对湖南广电的成本管理、广告黑洞以及响当当的栏目赔本赚吆喝等问题进行了曝光。
事隔六年多研读上述两篇文章，我没有看出作者的哗众取宠或明显的恶意，但毫无疑问，在当时，它们让舆论界、业界乃至社会，开始弥漫着对湖南广电质疑的声音。
文章揭示的问题，表面上看来是一个资金链条被极度绷紧、盈利能力因为“内耗猛于虎”而极度下滑的经营性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关乎对第一轮改革的整体评价。我猜想，这时的魏文彬心里一定也是复杂的，第一轮改革让湖南广电脱颖而出、名声鹊起，但由此引发的内部同质化恶性竞争，已使不同的利益团体如同水火，已使扬帆远航进入深海区的湖南广电岌岌可危。
魏文彬最终选择了来一次“重典治乱世，猛药除顽疾”，他要革第一轮改革的命。
客观地说，我认为魏文彬远在谋划将湖南广电上市之时，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在中国固有观念中，传媒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之器，是不能完全彻底当成产业运营和发展的。当他调配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或机缘巧合地使湖南广电获得了证券市场的“准入证”之后，由于其“先行者”的地位，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