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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呢？这是比较难办的事。光靠杀人的手段终究还是不行的，朱元璋大开杀戒，一次就杀几万人，搞了几次，杀得读书人都不敢当官了，杀得只能请小贪官带镣审大贪官，审完自己再入牢房了，结果还是不解决问题。其实，帝王们最终绕不出来的原因恐怕是：封建社会的官场，其实是皇家私人的游乐场，你董事长自己在里面的权利都搞得不清不楚，也不想让人搞清楚，以便混水摸鱼，又何以让天下的官员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做人呢？但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各类教育，形式可能不断翻新，可结果皆是收效甚微。何况在一锅粥里，一粒老鼠屎的负面作用往往比一粒米的正面作用大无数倍。
为什么有人把当下某些官员因腐败而获刑定为“工伤”事故？这是因为一旦进入了官场，腐败的风险就随之而来，“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不由得你自恃清高、小心谨慎，不由得你守身如玉、坐怀不乱。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制度设计上有问题。当官员手中拥有了过大的公权，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督，这个时候权力就一定酿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进而，当权力派生的利益在不同的权力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关联交易市场之后，权力者便自然构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很自然地会把一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输入官场的官员选拔程序之中，在这样的官场体制下，一个人是不可能洁身自好的，洁身自好者的下场一定是出局。就像一台运转着的机器，如果没有防护罩等安全措施，齿轮吱呀吱呀地飞转，你的手还得不停地在齿轮之间来回操作，受工伤就在所难免。
原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杨某在获刑后的反思，从一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当下腐败问题的本质。他说：“记得1993年首次到香港招商时，穿的是精心挑选的一套当家西服，却被港方人员耻笑，不让上场。这事给我极大的刺激，后来在与私营老板们的接触中，被他们‘一掷千金’的风度所腐蚀和击倒。抵不住物欲的诱惑，耐不住清贫的寂寞，这导致我很快走向失败和自毁。”
杨某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如果让握有公共权力的无产者，在有产者面前表现得很没有面子，并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地球人都知道。什么 “顶住诱惑”？那是神仙！因此，既然腐败是一种工伤事故，那么，在容易出工伤事故的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位，设计防护罩就成为避免工伤事故大面积发生的重要措施。否则，如果对腐败的同情进一步漫延，那就真的让老百姓感到没有希望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在公民社会里，要么让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有产起来，不受诱惑；要么不让无产者握有公共权力。总之，如果过低地估计物欲对无产者的诱惑（海瑞毕竟只是官场的另类），或者过分地要求握有公共权力的人守住清贫的寂寞（海瑞毕竟还是官场的另类），都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不是优越的制度安排。是相信制度的力量还是相信榜样的力量，这是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对人的行为选择的不同判断；是积极推进制度建设，还是大力弘扬历史圣人，这是法学家和文学家因社会分工不同而从事的不同工作。
正当海瑞踌躇满志地走向官场，义无反顾地在准备与大明王朝的腐败势力作斗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编导们为观众展示的与当今社会极其相似的某些现象。我们一方面在屏幕前为中国历史上还有海瑞这样身着布衣却能够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替老百姓做主的清官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这个民族将在各项制度建设方面努力实现有效地扼制腐败，建立一个和谐、民主、自由、富裕的社会，感到“路漫漫其修远兮”……
让后人记住你非凡的创业经历，还是你留下的产业与品牌，或是怀念你的德行，再就是让后人一直遵循你确立的企业制度？这些都是生命极其有限的企业家们面临的选择。如果只能选择一项，哪个是最有价值的呢？不同的企业家会有不同的答案。
最重要的是用人（1）
统领中国封建社会的是一个金字塔状的权力机构。天子的权力来自于上天，所谓君权神授。当然，这一套“神授”的说法，在开国皇帝当政时，还是比较能够忽悠人的。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皇帝身上，再说“神授”就有一点那个了。明白人谁都知道：“什么神授呀？说到底还是他祖宗的生物基因在起作用，其实就是血缘之授。谁让你不生在帝王家？否则你也能当皇帝。”所以，一旦逼急了，中国人也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不过，一旦造反，杀头的机会多，成功的几率少，所以，中国古人在“嘴里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方面，在这个地球上是早已出了名的——从小就受四书五经和周边环境的熏陶，考上秀才之后，一般就能达到口是心非脸不红、心不跳的段位，否则这一辈子大体上就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也有人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的官员）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新官堕落定律》）
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在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究竟养活过多少人恐怕不好统计（有一个说法是，地球上近一万年来，出生了大约2500亿人，具体到中国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但不会是个小数）。不过，两千多年来中国出了多少个皇帝，倒是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从有历史记载的时代算起，一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共建立起大小朝廷83个，皇帝397位，王162位，帝王总数为559位。
应该说，除了这397位当到了皇帝的人之外，肯定还有不少人是想当皇帝的，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当上皇帝，只好遗憾地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事情自古就让人很无奈，现在更是零可能了。当然，古人也不是个个都一根筋，看到了无望，更多的人会及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退而求其次，争取当一个大臣就好了，因为当大臣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要多一些的。
不管是忠臣、良臣、名臣、弄臣、直臣、屈臣、奸臣，是臣就好；不管是赢得流芳百世，还是落得遗臭万年，留取一名落汗青就行。这绝不是因为为人臣子者没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臣们，都是饱读经书的大才子，非此不可能破格提拔，正确的荣辱观应该早就倒背如流烂熟于心的，只是相当一部分人往往是 “知道”却“做不到”而已），而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做一个大臣难，做一个好大臣更难，做一个能留名的好大臣就难上加难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好人都让你们做了，天下的坏事，岂不让最高权力者一人背了不成？所以，好人没有好下场，是封建社会臣子的必然下场，而那些能够自保晚节，全身而退的人，多半是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这的确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一方面是国家这么大，出了问题得有人扛，皇帝即使不是神，也是国家的面子，不便于出来扛，只有找替死鬼了；另一方面是能出政绩的官位毕竟属于稀缺资源，君不见，那些同时代的人才聚在一起，不总是发着这样的感慨：“嗨，人生苦短呀，那个家伙怎么占着茅坑不下来？这么下去岂不耽误大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扬名立万了吗？”于是，接下来伸胳膊踢腿的事就层出不穷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搅和，后人也就知道当大臣也不是什么好差事，那是需要多少学识、多少胆识、多少见识、多少理性、多少悟性、多少天性，才能善始善终的呀。
应该说严嵩比张居正看得更透一些，所以，他才在活着的时候，矢志不移，一条道走到黑，坚决不做好大臣。而相比之下，张居正就没有看透这一点（刘和平正在创作的《大明王朝1587》，会让张居正在电视屏幕上有精彩的表演）。他一生以国事为重，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奔忙，毫不利己，专门为国，克勤克俭，不近人情，连19年没见面的老父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明代最优秀的谋国之臣，终于在58岁上鞠躬尽瘁，劳累而死，舍弃了他16 年来始终不肯放弃的权力，以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