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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追慕他的后辈们，仍旧叫他“小方”。也许正如余华所说：“方大曾的形象几乎是纯洁无瑕的。他25岁时的突然消失，使他天真、热情和正直的个性没有去经受岁月更多更残忍的考验。” （记者 徐百柯）
王小亭：缺一半的抗战影像
王小亭（1900～1981）北京人，当年“明星级”的摄影记者。
上面这幅照片比王小亭本人有名。1937年那个多事之秋，全世界有1．3亿人看到过这幅照片。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爆发。8月28日，日机轰炸上海火车南站，炸死候车妇孺200余名，整个车站沦为一片废墟。当时任职于美国赫斯特新闻社的中国摄影记者王小亭在现场目睹：一个满身是血的幼儿坐在铁轨上号啕大哭。他用最后一点电影胶片拍下了这一瞬间，这些胶片，画面放出来只有十几秒，于是他截取其中一个镜头，成为上面这幅照片。
胶片被美国海军军舰送到马尼拉，又由飞机送往纽约，两个星期后，刊登在美国影响极大的《生活》杂志封面。
传播学者分析，公开发表的这样一幅照片有力地影响了当时的美国舆论，并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由于上海南站远离战区，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日本的轰炸完全针对无辜平民。罗斯福总统立即向日本提出抗议，各国也纷纷谴责日本的行径。
面对国际舆论压力，日本诡称当时飞行员误以为站台上是调动中的中国军队，所以发生“误炸”。同时，日军高额悬赏捉拿王小亭，他被迫逃往香港。
除了这幅“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外，人们今天能看到的当年淞沪会战的影像资料，大部分也都出自王小亭之手。
其子王健龙回忆：当年处在炮火中的上海，差不多每天遭到日本人的轰炸，有时一天轰炸多次。父亲每天扛着拍新闻纪录片的电影摄影机，身上还挂四五个照相机，奔走于战区。其时沪上各家报纸所登载的战地照片，大都出自他的镜头。
王小亭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整天奔走拍摄，尝试用镜头记录下动荡的中国社会。
王健龙记得，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回来很兴奋，有时回来话都不愿讲。“他每天拍摄着那些他看到的地上已经死的和正在死去的人，心里非常难过。”
一天，王小亭回到家中，心情很不好，因为他去拍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孤军血战，眼见士兵们一个个倒下去。
这段史实是：1937年10月27日，第88师262旅524团团长谢晋元奉命率领该团主力进驻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执行阻击任务，与日军血战4天4夜。当时隔岸观战的中外人士曾发现，枪林弹雨中还出现过一个手提摄影机的人，这便是王小亭。
然而这已是一个模糊的名字了。
记者先向一位著名的摄影记者打听。他拍着脑门说，王小亭，他拍的那幅日本轰炸上海火车站的照片非常有名。不过他接着又说，再多的，也就不知道了。
他向记者推荐了新闻摄影界的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一听王小亭的名字，很干脆地说：“我也并不了解他。不过专门研究中国摄影史的吴群，已经过世了，在《摄影文史》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叫做‘抗战初期最活跃的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
他翻出这一期杂志，念给记者听。文章很短，没有关于王小亭的个人背景，重点是引用蒋齐生主编《摄影史记》中的记载，介绍那幅著名的照片。
“反正我这里资料也很有限，关于王小亭的东西很少，我看吴群也是尽可能搜罗了，就这么些。”他最后说。
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位资深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大陆关于王小亭的资料确实不多，即使多方打听，“估计也够呛”。因为王小亭后来到了美国，去世则是在台北。
“王小亭那幅照片是因为拍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还知道，其实好多当时的抗战照片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他感叹道。
在他看来，我们的抗战摄影史“缺一半”，因为“我们比较注意八路军这边的摄影，国统区那边的，基本上没有”。
最近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历史照片集，他一看，怎么好多照片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托人一打听，才知道那个编者是台湾人，“好多照片人家从台湾弄过来的”。
今人已不了解王小亭，不过哪怕只知道关于他的一点儿信息，就有人被他感动，写出这样的文字：“请记住他，王小亭。一个记录地狱的摄影师。记住他的伟大，他的真实，他的残酷，以及他难以言语的温柔。”
张元济：不可再现的高度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中国最富实绩和最具声望的出版家。
这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悲壮的一幕：
冬日上海，阴霾的天空下，“飞灰满天，残纸堕地”。商务印书馆所印书籍、商务印书馆所设立的东方图书馆及涵芬楼之藏书，顷刻间化为灰烬，焚余纸灰飞达十数里外。时人回忆，“空中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
时间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商务印书馆被日机投弹焚毁，东方图书馆遭日本浪人纵火。
纸灰飘到与商务印书馆隔了半个上海的张元济寓所，这位商务的董事长望着长空，不禁潸然泪下。
后来，张元济编纂《涵芬楼烬余书录》，在序中表示，取“烬余”两字，意在“志痛”。
敌人的言行证明了商务印书馆的价值。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经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然而，张元济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传递了商务复兴的决心：“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尤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事实是，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无论是在遭此劫难之前，还是经过劫后复兴，一直是近代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出版文化机构。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涵芬楼发展而成的东方图书馆，藏书逾50万册，为当时全国图书馆藏书量之冠，涵芬楼更是藏有大量善本珍籍。
研究者称，商务印书馆“规模之大、附属机构之多、经营业务之广，在世界出版业中绝无仅有”，而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如同现代学术史上的北京大学一般。
叶圣陶曾说过：“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画等号。从1902年进入商务起，从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到董事长，正如叶圣陶所评价的，张元济“把商务看成是他的终生事业”。
张元济与商务创始人之一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并曾在诗中写道：“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的这一抱负，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1949年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教材出版机构，并且是奠定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主要力量之一。
康有为赞誉“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复的译著（包括《天演论》再版）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大多是在张元济主持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完成了工程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得到民国学术界、出版界的极高推崇。《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都是由他亲自选择版本、整理校勘后付印的。
张元济的人生可谓传奇。他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点为翰林。1898年，朝中大臣保荐，称康有为、张元济等为“维新救时之才”，光绪帝遂在颐和园召见了二人。
1949年9月，毛泽东邀张元济同游天坛。毛泽东询问戊戌变法的情形和光绪召见时的礼仪，张元济一一作答。当晚，他对儿子张树年说：“我活到耄耋之年，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今天又见了毛泽东。”
由于被认定是“大老板”，张元济在1927年曾被一伙绑匪劫持了整整6天。在写给朋友请帮忙筹款赎人的信中，最后居然是“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而诗意相当平和幽默。6天中，他又陆续作了10首绝句，脱险后编定为《盗窟十诗》，分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