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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朱家老二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一个女俘。睡觉时，床边也挤满了人，眼巴巴地望着。六姨喂女儿吃药，有人就从床边把手伸过来说，给我一点药吃吧，给我的孩子一点药吃吧。姨父和六姨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了。姨父发现了自己的尴尬，乡亲们在羡慕朱大增的革命成功了，贫困却仍在损害着乡亲们做人的尊严。
1955年春天，朱奶奶从家乡来到了武汉。
姨父是孝子，他是请母亲来武汉享清福的。六姨虽然接连生下了两个女儿，却都由保姆照看，用不着奶奶操劳费神。朱奶奶时年五十九岁，到了可以适当地享一点清福的时候。
“增子，”朱奶奶问儿子，“你还记不记得你要给我买酒喝？”
姨父没有忘记，他小时候看到富裕人家有酒喝，自己家里没酒喝，心中不平，就拍着胸脯说：“娘，等我长大了，我给你买酒喝。”
朱奶奶果然喝上了儿子供奉的好酒，而且学会了吃卤肉。六姨说，她上班以后，奶奶去街上买菜，总要捎带着买些卤肉，反正钱是她管着的，用荷叶一包，带回家来，等到十点钟，孙女儿去上幼儿园了，奶奶就独自坐在那里喝酒吃肉。姨父从来没有断过母亲的酒，一坛子、一坛子地给她买，还怕她喝了湖北酒不服水土，要买四川酒。
3。噙着泪水的眼睛（2）
姨父说，对，是四川包谷酒，从万县带下来的。
六姨说，少喝一点酒我不反对，活血嘛！可他妈妈天天喝，他娘儿俩还要对着喝。只要他一回家，就说，喝吧？好，喝！这就喝上了。儿子也真是个好儿子！
姨父说，农村的农民啊，她熬寡多年才熬成婆婆嘛！
朱奶奶从来没有想过世上的女人也能挣工资，对她的儿媳妇也能挣工资，也是“捧公家饭碗”的“公家人”这一奇特现象迷惑不解，却对儿媳妇藏着一个“小金库”深信不疑。她采取的对策就是我不让你吃饱，你靠“小金库”吃去。每天早上，朱奶奶只用两分钱给儿媳妇买一个馒头。大家就看见孟敏同志一只手推着单车，一只手举着一个小馒头，就这么走着吃着。家里的保姆看不惯，说，奶奶，你管的钱里边也有你媳妇挣的钱，你媳妇也是有工资的，你不能光叫她吃那个东西，没有营养嘛！朱奶奶扭过脸不搭话。保姆又说，你看她昨天一回来，写材料写了一夜，床边都不挨，一早擦把脸，又骑着车子走了，你怎么不多给她买个馒头？朱奶奶照旧扭着脸不搭话。保姆说，奶奶，你要是把她的身体搞坏了，就没人照管你的儿子了。奶奶忽地跑进厨房拿了一把刀，往保姆面前一摔，说，你杀了我！保姆吓得一跳，急忙跑出去，给六姨打了个电话，就告辞回家了。
保姆是武汉本地人。六姨和姨父急忙跑到她家里赔礼道歉。保姆心惊肉跳着，口口声声叫着孟同志，说她再也不敢回去了。
姨父从来不说母亲一句不好。他知道母亲二十六岁守寡、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的艰难，知道他投奔延安给母亲带来的磨难，没有异样的刚强，怎撑得孤儿寡母的门面？所以他总是两边讨好，在给母亲过生日时说，孟敏要给你过生日呀！六姨过生日时，又对六姨说，母亲要给你过生日呀！
我不知道六姨后来是怎样瓦解了“婆母娘”的专政，只是听说她采取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手段取得了巨大成功。朱奶奶终于接受了女人也能挣工资、成为“公家人”的惊人事实，认可了她的儿媳妇也居然可以当上秘书科长的奇特现象，家庭里出现了婆媳团结、共商家事的大好局面。但是，自从大喇叭开始了对姨父指名道姓的狂轰滥炸，朱奶奶就突然间神经失常了。六姨要到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只好让姨父的哥哥把朱奶奶接到了四川老家。
在老家，朱奶奶时常惊恐地喊叫：“你们帮我找哇，汉雄的大腿在粪坑里面呀！” 猪圈里有个沤粪的大坑，她能成天拿着一根竹竿在粪坑里搅着，喊叫姨父的大哥：“快来帮我找哇，汉雄的尸首在猪圈里面！”
当儿子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时，母亲呆住了，她又惊又疑地凝视着儿子，眼睛里有火花一闪，身体就随之瘫软下来，站也站不住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姨父在家乡的日子里，母亲整天倒在床上，眼睛一刻不离地望着儿子。姨父坐在床边，无言地守护着母亲。母亲已经听不懂儿子对她说什么，只是宁静地、心满意足地望着儿子，轻轻嚅动着嘴唇，发出含混而柔和的声音。姨父听不懂母亲说什么，但能看到母亲眼里噙着喜悦的泪花，无声地凝视着他，犹如五十年前凝视着襁褓中的一个婴儿。
姨父离开家乡才十天，母亲就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姨父从家乡返回广州时途经武汉，如同一个从阴间回到阳间的幽灵在街头游荡。有人骑着脚踏车从他面前越过，又慌忙下车，拐回来，暗中跟着他走，偏着脑袋看他，忽然惊奇地问，你是不是朱汉雄？姨父认出他是武汉市“文化大革命”前的副市长、民主人士孙耀华，就是那位跟他一起向白石老人求画的人。他回话说，我就是朱汉雄。孙耀华又惊又喜地说，哎呀，你没有死呀！
在武汉的老同事找了一部小汽车，送他去湖北省委看朋友。汽车走到车站路，一位女交警手里拿着红一节、白一节的“交警棍”，正站在警亭上指挥交通。汽车离她十米左右时，她突然把棍子朝天上一竖，发出了紧急停车令。司机吓了一跳，急忙刹车。女交警从警亭上跳下来，跑到车跟前说：“你不是朱局长吗？”姨父说：“你是小骆。”他记得，小骆是武汉市的交警模范。小骆说：“都说你死了，你还活着呀！”过往车辆很多，她不能多说话，又跑到岗位上，一挥“交警棍”说：“好好活着！”
原来，朱汉雄惨死于牢狱之灾的传说登在小报上，在武汉流传甚广。现在又纷纷传告，呀，他命大，又活着回到武汉了。姨父与老朋友相聚时，总有恍若隔世之感，且心存疑虑。因为他没有“审查结论”，他的出狱乃至于他的“死而复生”都缺少了正式文件的确认，像一个从狱中脱逃的孤魂野鬼，没有人间的通行证。
每逢到了武汉，他都会想起他跟这里的同事在陆地上和江水中，呕心沥血地为领袖服务的岁月。而眼下，他还必须拖着一条从狱中拖出来的阴影，等待着延河岸边马蹄踏着朝霞奔驰而来的那个黎明。
九 陌生的海洋
1。夹不住的“尾巴”（1）
1972年8月，姨父走向一片迷茫的海洋。
动乱还没有结束，“窃听案”悬而未决，“文化大革命”仍像失去控制的洪水在广袤的国土上四处泛滥。姨父被降职使用，到他听也没听说过的广州远洋运输公司革委会担任副职。
对于刚刚走出监狱的姨父来说，这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我猜想，姨父是穿着他在狱中补缀的“精品”中山装，甩着半截空袖筒，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向海洋的。而姨父一提起那身中山装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说，我对你六姨讲过的，这件衣服不能丢，要留个纪念呀！可是，历史证明，你六姨的记性是靠不住的。我的大女儿三洁这个小王八蛋，就在你六姨眼皮底下把它当成废物扔掉了，还扔了我在监狱里用过的竹扁担。我被看管人员尾随着，跑到很远的山上挑肥料，那根竹扁担是始终陪着我的。我用它挑东西能挑百儿八十斤，甩起来走。别看我只有一只手，我可以换肩，你知道怎么换肩吗？就是把脖子勾下来，叫扁担从脖子后边的脊椎骨上打个转悠，从左肩换到右肩或是从右肩换到左肩，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我那些患难兄弟是办不到的。总之，是我应该留作纪念的东西，你六姨都记不住，三洁都给我甩掉了。我一直骂了她们多少年！
姨父去“远洋”上班时丝毫没有表现出“东山再起”的豪迈情绪。他说，我到了“远洋”才知道什么是“夹起尾巴做人”。这倒不是因为对他降职使用了，他压根儿没想到作为一个陷入惊天大案而没有得出审查结论的人，还能给他派活，还能把他放在一个大企业的革命委员会里“干革命”。因此，他一再地告诫自己，要“夹起尾巴做人”。
姨父首先从业务上找到了惶恐的理由。他说，“远洋”是搞航海运输的，我不懂；轮船是机械体，我不懂；航运是经济活动，它的财务管理是很严格的，我不懂。航运、机务、财务这三门专业，我都是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