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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打颤，混浊的目光第一次离开了掩蔽所的角落，朝桌面上溜来溜去。他咽着口水，生气地咕哝了好久。翻译没吭声。
“他说什么？”别宋诺夫问。
红脸大尉很窘，他的脸一直红到赛璐硌衬领的边缘。他耸了耸肩，结结巴巴地翻译起来： “您的士兵枪走了我的法国香烟和打火机。最要紧的是我没有烟抽。你们把我俘虏了，可以随意处置我。但是请您发一点小慈悲：给我一支烟。在法国，囚犯在临死前还给香烟和酒呢。当然，我讲的是法国……法兰西——那是阳光普照的南方乐土……而在俄国只有刺骨的冰雪。我在那个坑里被您的士兵紧紧抱住不放，连续好几个小时，就象一头被绳子绑着的可怜的猪，整整一昼夜没有烟抽。请您发一点小小的慈悲，给我微不足道的五分钟时间，让我抽一支烟吧……”
“慈悲……”别宋诺夫暗暗冷笑，这个庄重、古老的词早在一年以前就被这个德国少校自己糟蹋得不象样于了。“他还求人发慈悲吗？离开了阳光普照的法兰西以后……”
“给他烟，”别宋诺夫不满地说。“看来，他向你们要过烟，是吗？他的烟在哪儿？为什么不还给他，中校？”
“这是第一次请求，司令同志。当初带他来包扎的时候，他只是咬牙切齿地骂人。司令同志，您看，这个德国人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他面前。”
侦察科长好象为了证明白己的话，把灯火捻得亮亮的，将俘虏的东西连同证件从桌子的一端推到另一端，一只打开着的钱夹，里面有几封信和几张照片，还有一个嵌着肖像的圆形颈饰，和一把挂在链条上的精致的铅笔刀——这些东西都是炮兵们把他带来时交上来的，可就是没有香烟。
库雷绍夫一宿末睡，显得极为疲乏，眼皮浮肿，鬓角下陷，太阳穴上出现了黄斑。他严厉地盯着少校的颈饰，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似乎在对别宋诺夫说：“司令同志，我的战士们牺牲了。假如他们还活着的话，我可要惩罚他们，他们太随便了！”
德国人对库雷绍夫的严厉表情和叹息声，显然有他自己的理解。他那冻得发青的大嘴挂着含意双关的冷笑一—既怨自己，又恨俄国人，这些俄国人使他受到了屈辱，使他在弹坑里冻了一昼夜，把裤子也尿湿了。
“呶，快点，快点给他，”别宋诺夫说。
“将军同志，把我的给他行吗？”大尉翻译官问道，一边乐意地从军大衣口袋里取出一包“大炮”牌香烟，起初他想把烟递过去，让俘虏自取一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把那包烟抖了一下，于是，有几支烟便从里面露了出来。接着，他把烟放在桌上，笑了笑，满脸通红。
德国人弯身向前，“咕”地咽了口唾沫，把僵硬的手指伸到那包开着口的香烟上，笨拙地抓住了一根烟，嘴里不知讲了些什么。
“他要火。他的打火机也被拿走了，”红脸大尉窘迫地说。他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德国打火机拿出来，打着了火，递给德国人点烟，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声：“比脱，赛艾尔。”［德语：请点吧。——译者注。］
“我的战士是懂规矩的，”侦察科长说，他一直在研究桌上的项饰。“一定是炮兵们自作主张了，司令同志。”
“慈悲！”别宋诺夫越想越恼火。“不，我们已经太慈悲了。我们大善良，太不记仇，简直过了分。”
“这么说，自然是俄国士兵欺侮了你啦？是他们凶暴残忍地把一位善良的、带着一片好心肠从法国跑到这儿来的德国军官的香烟夺走了？太遗憾了，他们不懂得人权是高于暴力的，”别宋诺夫挖苦地说，他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去责备那些不按条令办事的士兵，尽管库雷绍夫中校喜欢死扣这类事情，对他们多少有一点气恼。“您向上帝祈祷吧，少校先生，算您走运。”
红脸大尉急急忙忙地开始翻译。少校贪婪地深深吸了第一口烟，他那纯粹德国型的大脸盘被烟雾遮没了，又慢慢显现出来，鼻孔里的一缕烟冒了很久。然而当年轻的大尉刚刚翻好别宋诺夫的话，德国人就突然从嘴里拔出了还没有抽完的香烟，把它捏成一团，恶狠狠地丢到脚边。他挺起身子，从胸腔里发出了几声歇斯底里的冷笑。
“不，我一点也不走运，将军先生，您的士兵没有打死我，却把我象猪似的赶在弹坑里挨冻，他们自己也冻坏了。他们是狂热的暴徒，对自己也那么冷酷无情！我曾请求他们打死我，因为打死我——这才是善良的举动。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倒不是斯拉夫人的心思不可捉摸，而是因为我是他们的虏获物。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认为我们凶暴残忍，我们却认为你们是一群魔鬼……战争是游戏，这种游戏从童年就开始了。人类在襁褓中就是残忍的。将军先声，难道您不曾看到过，当一座城市发生火灾时，那些少年人是多么兴奋，他们的眼睛多亮啊？！他们总是幸灾乐祸的，弱者依赖暴力而自主，当他们摧毁别人时，感到自己不可一世……这些话听起来荒诞而可怕，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德国人杀人是为了崇拜元首，俄国人也杀人，他们是为了斯大林，谁也不认为自己在作恶。相反，互相残杀被看成是善良的行动。到哪儿去寻找真理呀！将军先生？神圣的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您这位俄国将军也在指挥士兵杀人！……任何战争中没有正义的一方，只有嗜血的本能和残忍的暴行。不是这样吗？”
“您要我回答吗？少校先生！”别宋诺夫冷冷地问道，在德国人面前站停下来。“那就请您先回答我：既然您讲起了善和恶，那么，请问您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是纳粹主义者，将军先生……是个特别的纳粹主义者：我为统一德意志民族而战，但我反对党纲里关于暴力的那一段话。我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社会，所以很遗憾，我象我的许多同胞一样，甘心情愿处在别人的淫威之下，换句话说，我只有服从。我不是骑士，我是马，将军先生。带着勒口的马……”
“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倒很有趣，”别宋诺夫冷笑了一声，把整个身子疲倦地支在手杖上。“马和骑士的关系，海外奇谈！一个依仗暴力来到俄国的纳粹分子，根据命令在别人的土地上烧杀掠夺，可是他居然也反对起暴力来了。这真正是奇谈，少校先生！好吧，既然您向我提出了问题，少校先生，我就来回答您。我仇恨那种靠残忍起家的人，但我赞成对恶施以暴力，并且认为这就是善。如果有人带着武器闯进我屋里来杀人……放火，并巳还象您讲的那样来欣赏火灾和破坏的景象，那么我也应该杀人了，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言语是不顶用的。我的话离开了本题，不过是一段抒情的插话而己，少校先生！……”
别宋诺夫没来得及听完红脸大尉的翻译，掩蔽部的门轧轧地打开了，从交通壕里吹进来一股冷气。
“司令同志，可以进来吗？”
鲍日契科未等许可就急忙走进了掩蔽部。他挺直身子，结结巴巴地又喊了声“司令同志”，他那一向显得精力充沛的笑脸，现在变得苍白无神了，他朝德国人那边作了个威胁的手势，马上又走了出去。这一切使别宋诺夫提心吊胆地预感到：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情况。
“你们继续问吧，”别宋诺夫匆匆地对侦察科长说，后者正不安地瞧着他。他说罢，就瘸着腿向门口走去。“别跟他扯那些强盗逻辑了，”他在门口又补充了一句。
他—走，身后顿时安静下来。
鲍日契科迟疑不决地站在交通壕里，激动地用脚踢着看不见的泥巴。别宋诺夫单独和副官待在一起，不样的预感更加强烈地攫住了他。
他催促鲍日契科：“鲍日契科，干吗不吭声？快报告！发生了什么事？”
“司令同志，维斯宁……”
“在哪儿？这不可能！好好对我讲清楚！他在哪儿？”
“司令同志……刚才季特柯夫少校回到了观察所，他受伤了……他说军事委员……”
“怎么样？受伤啦？被打死啦！”
鲍日契科耷拉着脑袋，用鞋跟踩着脚下的泥巴。
别宋诺夫身上汗涔涔的，腿也象针刺火燎地痛起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头一问对副官提高了嗓门：“我问您，是受伤了，还是打死了？您怎么啦，变哑巴啦？他被打死了？”
“是的，司令同志……半路上碰到了德国人。季特柯夫少校正在通信掩蔽部里等您，”鲍日契科说。“他想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