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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懂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得以夷制夷之道。英国和美国互相猜疑地仔细观察着对方与他的交易。1943 年5 月，美国的官方保密检查员偷听到了邱吉尔同安乐尼·艾登有关戴高乐的谈话，邱吉尔轻蔑地给他起了一个“贞德”的绰号的秘密谈话，使国务院感到放心，它听到了英国首相以愤怒和心烦意乱的语调宣称，“他的一切都亏得我们”，然而敦促艾登说，“你现在必须拿出点颜色来。。我们不能允许在我们的事情上搞妥协”。
罗斯福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去为法国的主权而烦恼。1943 年11 月，这位总统登上了“依阿华号”去参加开罗会议的航程中，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泄露了自己以牺牲法国为代价扩大美国领地的设想。罗斯福秘密地对他的军事顾问们说，让法国战后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保留它的地位，但它必须放弃其它一些像印度支那这样的殖民地；罗斯福秘密地对他的军事顾问们说，至于达喀尔，必须成为美国在西非海岸的一个前哨基地。戴高乐曾要求美国人为他装备几个自由法国师，然而，海军上将李预言，如果美国同意，它只会带来麻烦。李说，“如果戴高乐，比方说，率领十个装备优良的师进入法国，他就能轻而易举地用武力掌管起法国政府的工作”。
对盟国而言，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一旦它们解放了法国，戴高乐将试图在那里建立起一个个人的独裁政权。几年内，戴高乐派的军官们逐步地垄断了军队中的最高职位。据一个报告说，他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在谈到他时，有一种把他当作“元首”的复杂感情。美国的情报机关弄到了戴高乐在1930年和1931 年即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前两年，为《法国军事杂志》撰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法国需要一个能领导国家的主人，而这个主人必须具有父亲般的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罗斯福是一位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他并不想把独裁强加到任何一个解放了的国家身上。所以，罗斯福决不愿意让戴高乐的抵抗运动在解放了的法兰西负责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当时，美国群情激愤，华盛顿的反对派意见难以对付。
自法国1940 年败北以来，戴高乐一直在英国议会的盖有拱顶的走廓里彷徨徘徊。他似乎是一个瘦高难看和顽固不化的幽灵，成了盟国中最令人讨厌的眼中钉。戴高乐1890 年生于里尔，毕业于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那里教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最年轻的陆军少将。1940 年6 月，戴高乐逃离了法国并在伦敦重新投入了战斗。他有一句名言：“法国打了一个败仗，但未输掉这场战争。”从1943 年11 月起，他成了在阿尔及尔建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唯一主席。
在伦敦，戴高乐暴露了他的家长式统治的思想。因此，希奇古怪的谣传从“战斗法兰西”在伦敦的总部——卡尔顿花园不胫而走。据传说，相当数量的法国人通过戴高乐的逃亡系统偷偷地从欧洲大陆上逃了出来。虽然他们与戴高乐有不同的政见，但却在身心上被严厉折服，不得不举手投降。一位从前的政府高级官员说，“这就是我的入场券的代价”。
一件非常的丑事终于显露出来。尽管英国管不着戴高乐，但它是一个由法律统治的国家。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法国士兵从公爵街十号的戴高乐派的特务机关总部（距美国总部不到三分钟的路）逃了出来，并大胆地告发了戴高乐，说他由于拒绝透露为英国特务机关工作而遭到戴高乐的扣押和撬打。须知，在英国，高等法院是绝对独立的，因此无法撤销法院根据诉讼程度发出的使人为难的传讯。然而，戴高乐拒绝出庭，并不承认英国高等法院对他有裁判权。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因此什么事也没有办，卡尔顿花园和公爵街一切照旧。根据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在法国解放前后，安德烈·德瓦弗兰的特务组织利用暴力，强迫对戴高乐将军本人按照规定的誓词宣誓效忠。在英国，不愿意参加戴高乐派的法国人被驱逐到遥远的法国殖民地，正如一份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在一处所写的那样，“从此就无声无息”。但是，这个问题在其他的盟国看来，也许有百分之九十的法国人把戴高乐尊为抵抗运动的象征。
戴高乐利用了法国人的苦难和对盎格鲁一撒逊人的憎恨，获得了权利和并享有威望。戴高乐把法国1940 年遭到丢脸的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罗斯福支持不够。他身边的反美顾问比比皆是。他的电台和报纸掀起反对美国政策的运动；刻毒的反美情绪，被反复灌输到甚至现在不断在英国受训的法国部队中去。戴高乐憎恨英国人。有消息指出，他在1943 年2 月4 日对其伞兵的一次秘密讲话中说：“虽然法国需要做辛英的宣传工作，但从根本上看，英国人像德国人一样，是法国人的劲敌；从军事观点看，俄国人将赢得这场战争，因此法国人应该奉承俄国人，并从他们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龃龉中，尽可能地去获得好处；最终，在得以控制法国之后，我将也不允许俄国对德国的临时占领。”
当然，邱吉尔并不傻，他已意识到戴高乐的所作所为对英美关系所造成的损害。早在1943 年1 月，邱吉尔就告诉戴高乐，英国人并不把他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人；并要安东尼·艾登为了戴高乐自己己的利益要“毫不客气地敲打他”。1943 年5 月，当邱吉尔还在华盛顿访问之际就曾打海底电报到伦敦询问，把戴高乐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彻底除掉是否可行。
有人在上月曾试图一劳永逸地干掉戴高乐，这事似乎是可能的。当时，他从伦敦乘飞机到格拉斯哥去给”自由法国”的海军水兵授勋。他的私人座机是惠灵顿—IA 型轰炸机。此飞机供他使用并由英国政府负责维修。由于伦敦北面亨登飞机场的跑道短，而且在它的一头还有一条铁道的路堤，所以飞行员在起飞时照例必须加快飞机发动机的转速达到全功率，起动滑轮闸，然后开动升降控制器以抬高飞机尾翼，接着放松控制器，以使飞机最后能沿着简易机场陡直起飞。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当戴高乐座机的驾驶员于1943年4 月21 日上午十点零五分开始飞行时，飞机尾翼突然落下，升降控制器也失效：他手中的这个操纵设备已松动。驾驶员好不容易才及时地停住了飞机。当驾驶员爬进尾翼检查时，戴高乐及其随行人员被救离开了飞机。飞行员当时发现，升降控制器操纵杆已经断裂。于是，他把机场安全警官。——一位空军中队指挥官召来交涉，后者检查了控制器并让洛特挑选另一架飞机代用。洛特挑选了一架哈得孙教练机后，把戴高乐及其随行人员送到了格拉斯哥。那个断裂了的控制器操纵杆被送到了法恩巴勒皇家航空研究所鉴定，那里，专家们发现，金属操纵杆是被人用酸来烧断的。
空军上尉诸特和他的一位同机者——英国人怀西中尉得到上级的正式通知，说此事应由德国的破坏分子负责（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德国飞行员搞破坏性活动的事件，而且，德国谍报局有一条相当古怪的规定，即禁止政治暗杀）。当时，戴高乐显然也不相信这种所谓“德国搞破坏活动”的解释；因此，他就改乘火车到了伦敦。
戴高乐在英美联盟中间深深打进一个楔子的同时，他曾进一步靠拢苏联。1943 年5 月，戴高乐对一个惊讶不己的同僚宣称，他再也不相信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了，他将在未来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与苏联关系的基础之上。所以，邱吉尔在1943 年夏季向新闻界发出了一个机密和告诫，不能把戴高乐看作是大不列颠的可靠朋友。1943 年6 月17 日，罗斯福致函邱吉尔道：“在最近几天里，我对戴高乐以及解放委员会中个人的和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感到厌倦不堪，这些情况表明，我门已不可能与戴高乐一道共事。。我绝对相信，他过去和现在都破坏了我们为战争所作出的努力，此人对我们已构成了一种很危险的威胁”。
这时候，戴高乐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从一名军人变成一个政客，并在同外交官们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1943 年8 月，他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对美国领事说；“战争和战争结束一样有利”。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手法也应该受到指责。英国国务院了解到，戴高乐在伦敦的总部一定会把在法国奉行过分“独立的”——或反戴高乐派的路线的官员出实给盖世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