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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挫败了德国空军。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克莱爵士写信给斯巴茨，卑躬屈膝地向他道歉。尽管种种迹像表明，德国人正在迅速发展其威力强大的战斗机制造业，然而没有人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此事大大伤害了斯巴茨。他在4 月17 日吃午饭时，对三家美国报纸的高级记者说：“第八航空队最值得赞扬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承受住了其他任何部队都未经受的最重大的损失，并且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必须让我的部下们知道蒙受这些损失是值得的。”
两天之后，斯巴茨驱车前往里奇维尔空军基地。那里，他的轰炸机战斗人员人心浮动。斯巴茨可以看出，现在官兵们都觉得他们受了“德国战斗机力量失败”这一说法的欺骗。第二干与斯巴茨一起吃午饭时，一个军心涣散的轰炸机组的指挥官瞧了瞧斯巴茨提议发布的联合新闻稿，又把它递回给斯巴茨，说道：“将军，眼下很难使飞行员们相信什么是真的，他们对一切报道都感到怀疑。”
美国空军正在试验他们自己制造的秘密武器。一个星期之后，埃弗雷特·休斯从伦敦前往一个空军基地，那里的轰炸机正要起飞去试验一种秘密武器。到达机场后，他正巧看到飞机载弹飞过指挥塔——这一些五百磅重的炸弹在目标二十英里以外的地区被投射下来，自行滑向目标。它们最终的弹着点并不是很精确的——可以落在方圆十英里的范围。休斯是个老派的将军他对他所看到的这些感到不安。在他的日记中他使用了“粗制滥造”这个词。他急忙赶回伦敦，当面对艾森豪威尔提出他的看法时，他说：“空军一直引以自豪的是其轰炸的准确，然而在那儿，他们正计划使用那些距目标许多英里就掷下来的炸弹，甚至寄希望于其中的一些炸弹飞到目标那里去。至于这些炸弹飞到哪去了，打中目标没有。天知道。”艾森豪威尔对此没作任何表示，休斯心灰意冷地走了。
由于对非德国目标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轰炸，这引起了盟军高级指挥官们良心上的谴责。例如斯巴茨，他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他想为“霸王”行动制订出一个能够不致造成平民伤亡的空中方案。近来美国经常对法国和比利时的铁路中心进行袭击——美国的轰炸机在白天对巴尔干各国的首都如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和索非亚进行了一系列的轰炸——休斯对此深感不安。他对深有远见的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谈到他对轰炸非德国的城镇村庄一事的关切。在这之后，怀南特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指出（可能是休斯的论点）苏联空军仅仅轰炸军事目标，但英国和美国空军在欧洲的所作所为，人们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忘记。至于法国人民受到的伤亡，怀南特提请总统注意：“上个星期，战争情报局的（罗伯特）指出，我们现在正在为上个月英国对法国进行的原因不明的夜间轰炸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毁坏而受到指责。”怀南特也同样为他所见到的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毁坏而惴惴不安。在吃午饭时，他告诉休斯，他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如果为尽快赢得战争，有必要这样做的话，就必须这样做。”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然而他们之中所有的人都觉得庆幸的是，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他们。
艾森豪威尔虽然也为法国居民遭受屠杀而感到不安，但在4 月22 日举行的会议上，当马洛里以沉重的口气安慰他说：“现有报告表明，到目前为止，一切反应并无不利于盟国之处，”艾森豪威尔对马洛里表示感谢。现在只能对马洛里提供的这些令人安慰的消息进行猜测。目前的记录表明，大部分比利时人和法国人都已愤怒到极点。但他们对停止这场战役无能为力。比利时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保罗·亨利·斯巴克于4 月29 日对美国最近一次对比利时一个人口最稠密地区进行空袭井造成重大伤亡一事提出抗议。法国也大叫大嚷地提出了抗议。当这些抗议日趋高涨时，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心绪不宁地把责任推给别人。而艾森豪威尔认为，既然自己作了这样的决定，就应坚持不变。
现在，人们开始推卸起责任来了。4 月28 日，邱吉尔把艾森豪威尔请来，告诉他英国内阁对轰炸法国铁路系统一事群情激奋。艾森聂威尔坚定地告诉他，英国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应通过华盛顿的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转达给他。他坚持说，出于军事需要，才对法国的运输区域进行了轰炸。次日，艾森豪威尔对马歇尔说：“为了避免杀伤任何一个法国人，英园政府一直企图劝我改变对铁路系统进行轰炸的方案。但我坚持了我的主张，因为在准备阶段，强大的空军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们登陆及在那里站住脚。首要向我谈到关于轰炸‘基地、部队集结地和军需仓库’一事。但事实上，敌人每个大的军事中心都以营为单位设在大村庄里。对法国境内的德国军事机构进行任何直接的轰炸，都很可能因杀死一个德国人而使四个法国人丧生。”
人们对轰炸运输中心的后果，众说纷坛。5 月1 日的一份情报报告说，破坏正迅速得到修复。报告同时还警告说：“目前并没有看到敌人的军事交通受到什么阻碍，但轰炸却给民用交通带来了混乱。”同一天，在最高统帅主持的第十七次讨论‘霸王，行动的会议上，他宣布继续对铁路中心进行轰炸。
邱吉尔公开表示了他的不满。他把责任推给大洋彼岸的罗斯福。5 月7日，他向总统呼吁道：“英国战时内阁和我都担心这些屠杀将会在法国平民中产生一种严重后果，这些屠杀恰恰发生在‘霸王’行动之时，这很容易导致法国人民对他们即将到来的解放在感情上产生反感。”马歇尔也感到压力重重。5 月5 日，法国全国解政委员会从阿尔及尔发了一份备忘录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5月16日，马歇尔得知，戴高乐的参谋长马里埃米尔·贝图阿尔中将写信表示他对他的同胞继续受到杀害一事的愤怒，马歇尔把问题推回给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承担了这一责任。但他很快找到了能够圆滑地摆脱良心谴责的办法。他又把此事推给了他的助手比德尔·史密斯，而他则在5 月16 日晚上离开伦敦到北爱尔兰的一些单位进行视察。比德尔·史密斯则留在伦敦与法国军事使团进行交涉。使他吃惊的是，使团的首脑，皮埃尔·科尼希将军是个如此冷酷的人，对于屠杀他无动于衷。他说道：“这是战争，战争中的死亡是不足为奇的。为了消灭敌人，我们愿付出比预先的估计高两倍的代价。”
尽管史密斯不是个软心肠的人，但他对科尼希的冷酷也感到惊讶。对安全地往在伦敦的法国将军来说，在谈判桌上自愿牺牲那么多人的生命是轻而易举的。史密斯想道，正是那些在国内遭受战略轰炸机攻击的科尼希的同胞，却无权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和美国人竭尽全力弥补由于他们的轰炸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在他们官方的历史中，伤亡数字是很低的。然而在负责整个防务工作的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5 月29 日的信中却展现了另外一幅图画，“法国人正遭受着深重的苦难”，他写道，“仅在最后四十八个小时，他们就有三千人丧生。”轰炸确实带来了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马洛里都没有预料到的“好处”，在入侵之前，为了处理在进攻打响后前六个星期可能出现的伤亡，德国人除在德国南方设了两万张病床外，在法国北部就额外准备了四万张病床，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已设有二万八千张病床。不过，从“霸王”行动开始执行的那天起，法国人便已占据了每一张病床，他们是“霸王”行动之前进行战略轰炸的牺牲品。
1944 年，战争已不仅成了这些大国的抗战，而且也成了它们之间的内部纷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和扩张的需要。一些较小的国家曾经为了大国利益而拿起武器，但现在早就被抛到一边并被遗忘了。波兰被允许打下去。它一个军团在意大利英恿善战，但却作了无谓的流血牺牲。法国在阿尔及尔的自封的专制代表的每一项行动，给法国招来了更多的麻烦。
戴高乐懂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得以夷制夷之道。英国和美国互相猜疑地仔细观察着对方与他的交易。1943 年5 月，美国的官方保密检查员偷听到了邱吉尔同安乐尼·艾登有关戴高乐的谈话，邱吉尔轻蔑地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