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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什马林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的政治素养较差，奥什马林的政治水平比较高。他在我们支部的会议上讲述他所知道的各种道理：诸如什么样的革命才是工人革命：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究竟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怎样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促使他们支持革命并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等等。
我们虽然自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但我们的支部没有被正式承认。我们既没有同弗拉基米尔取得联系，也没有同莫斯科挂上钩。我们强烈地感到了与世隔绝，可以说是盲目行动，但到4 月后半月，我们知道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省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对我们显然是一无所知。后来他们告诉我们，组织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内发了邀请信。组织委员会并不怀疑在苏多格达有党支部存在，但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通知，只得给当地社会安全委员会寄去邀请信，寄希望于有心人能设法知道召开代表会议的事宜。当然，谁也没有想过把邀请信转给我们。其他许多县城也没有派代表出席。然而这次代表会议还是起了重要作用。它表明省里存在着一支新生的强大政治力量。这次代表会议讨论了B ·и·列宁的四月提纲，绝大多数代表赞成这个提纲。代表会议还作出决议隆重庆祝五一节。
我们得知这项决议后，就决定把组织“五一”游行作为我们支部积极活动的开端，并给省委发了信，请他们派一名布尔什维克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从弗拉基米尔派来的同志很快就到了，他的衣着不像工人，名字我记不清了。来人申斥我们支部工作没有记事，开会没有记录，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但没有办任何手续这点斥责得更凶。
1917年5 月1 日上午，苏多格达的工人、一些士兵和知识分子在喧闹而欢快的全市大游行中亮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牌。为此，我们白天同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激烈地争斗了一番，晚上我们支部第一次正式编制了支部成员名单并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苏多格达县委会正式成立。彼得·弗拉基米洛维奇·奥什马林当选为主席，我被选为书记，我们把各种文书寄往弗拉基米尔。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省委派到苏多格达的代表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指点我们同苏多格达苏维埃内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1917年5 月底，苏多格达举行了工人、士兵代表参加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亚内舍夫帮助我和另一位县党委委员M ·C ·特罗菲莫夫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自己也在代表大会上讲了话。我们狠狠地打击了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公开发表言论，提出自己的口号和明确的政治路线，对于分清地方苏维埃内部的派别起了重要作用。我认为，我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后参加政治斗争的庄严的第一课。我们的发言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使布尔什维克彼得·奥什马林当选为县执委会主席
关于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我想多说几句。他在我们这里呆的时间不长，但他充沛的精力和对革命敌人不调和的态度给我们党支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亚内舍夫一生光明磊落。他是弗拉基米尔省人，当过纺织工人，早在1902年他还很年轻时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参加过第一次俄国革命，后来侨居国外，在美国住了几年，在那里积极参加了工人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领导莫斯科的革命法庭，1918年率领一支由莫斯科共产党员组成的队伍对尤登尼奇部队作战。1920年在南方战线任师政委，在对弗兰格尔部队作战中牺牲。
在苏多格达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后，政治斗争激化了。
在委员会工作很困难，尤其是1917年夏季特别艰难。七月事件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处境艰难，大概影响到所有的地方支部。记得有些老熟人问我：
“基里尔，他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这话当真吗？”
“是真的。”
“那就是说，你跟列宁是一事的了？”
“是跟他一事。”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德国间谍，是他们的沙皇把他派到俄国来煽动老百姓的”。
“纯粹胡说！德国在打仗，他们侵占了我们好多个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张结束战争。难道你喜欢战争吗？”
“谁喜欢战争！大伙儿都厌恶战争”。
“那你干什么跟着别人胡说八道？要先分清是非。”
但是，用这种方法只能开导那些寻找真理的人。思想上敌对的人根本就不同你谈话。他们撕我们的传单，不给你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并威胁说要狠狠地揍我们。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依靠工会。因为1917年上半年，在苏多格达只有职员联合会，而它却公开敌视布尔什维克。
我们不得不保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县委所在地，在这样的条件下，形势逼迫我们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在穆罗姆的切鲁斯季站已经建立了赤卫卫，参加赤卫队的不只是工人，还有第205 团的士兵。在库列巴克和纳瓦申也有了赤卫队。
苏多格达县委开会热烈地讨论了建立赤卫队的问题，决定加紧组织赤卫队。每个县委委员都受领了具体任务，有的负责宣传鼓动工人参加赤卫队，有的负责筹集武器。给我分派的差使是让我教赤卫队员射击，可我自己还不会打枪。有时天刚亮，人们还在梦乡时，我拿着一支纳甘式手枪到空地或小树林去练射击，一发发子弹往树上打去。我教他们射击，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收获，但我自己倒是得益匪浅，在国内战争年代都用上了。
赤卫队组成后，县委任命我为苏多格达赤卫队参谋长。在此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历任旅参谋长、师参谋长助理、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助理、军区司令部处长、军区参谋长助理、军区参谋长、独立集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助理和总参谋长等十个参谋工作职务。这漫长的历程显然是从1917年开始的。
在县委委中的，我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委员之一。说实在的，我第一次学识字是跟村里一个退伍的司务长菲利普·赛奥多罗维奇·扎哈罗夫学的。那时我还是个小孩，用两普特面粉作学费，在他那里学了一冬。他教的都是教会斯拉夫字母，没学出什么名堂。后来到当地小学上学，我学习很勤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校期间，我把学校的藏书全部读了一遍。这些书都是老师们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购买的。想起米乌斯卡夜校，我总是怀着特别感谢的心情。夜校主持人是尤利碰·巴甫洛夫娜·纳佐罗娃。她平常总是很严肃，也很严格，但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自己心爱的事业上。她虽然很清贫，但课程安排得却很充实。我们在夜校学了三年，学完了相当旧俄实验中学的课程和师范学校的科学基础课程。现在这些学问都用得上了。
苏多格达赤卫队的基本群众是戈卢别夫工厂和赫拉波维茨基林区的工人。奥什马林同戈卢别夫工厂的工人很熟，而我在赫拉波维茨基林区工人中又有许多同志。工厂工人活动特别积极，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支部就在这些工人中间最早开展活动。1917年4 月，我们就发动他们摆工，迫使工厂主在三小时内接受了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其结果是工人额外领取了相当于年薪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一次性补助。
6 月在选举苏多格达市杜马代表时，工人们帮了我们大忙。尽管情况不很有利，但还是选了两名城里的工人当杜马代表，就在那时我们让人们看到林区工人到底跟谁走。他们支持反对剥削分子，赫拉波维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决定罢工，但职员们却按兵不动。后来我们鼓动了一批工人，同他们一起闯进了县执委会，要求它以“革命的名义”迫使职员服从劳动群众的意志。执委会派警察去林区下达了罢工没有结束前停止一切工作的指示。此时工人们成了赤卫队的骨干了。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后，苏多格达市民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在这之前已有端倪可见。要知道令人诅咒的非正义战争尚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