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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碌耐ü芰Α９廊嗣裎辈康拇沓鱿硕啻握庋难菹啊 ·H ·图哈切夫斯基多次前来参加。军区装甲兵司令邵武勉和旅长特尔京直接参与了坦克潜渡的研究。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渊博的知识，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从而有可能向工业部门提出了制作坦克潜渡驾驶设备的申请。很可惜，这个新的有用的创议当时没有得到支持。宝贵的经验也逐渐被遗忘了。
我们曾很重视寻求如何提高步兵部队突击和射击威力的途径。有一个步兵师表现得很好，其所属各团均编有超轻型坦克营。从该师进行的多次演习中可以得出结论，步兵团的编制中包括坦克分队是适宜的。当时进行的备次演习都证明，广泛使用航空兵和空降兵这样一些高速机动部队是正确的，大量使用坦克和摩托机械化团这样的机动部队也是必要的。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确定纵深战斗理论的大量资料。同时，演习还表明，军区部队训练有素、坚韧不拔、指挥机关积极主动并能对部队进行果断的指挥，总参谋长A ·и·叶戈罗夫和一些外国军事代表团参观过这样的一次演习（1934年的大演习之后的一次）。部队协调一致的战斗行动使所有参观者大为惊讶。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都熟练地进行了射击，A ·и·叶戈罗夫完全被“战斗”场面吸引住了，以致想离开掩蔽部去感受一下“战争”的气息。
红旗特别集团军
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在等待我们。值得在一个地方待下去吗？瓦西里·布柳赫尔。亲眼所见。友好的捷克斯洛伐克。
1935年1 月，我被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仍担任参谋长职务。去那里的不止我一个人。由白俄罗斯军区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的有一批人。当时我们大家都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调动。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正常调动，因为定期将领导干部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便于干部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能熟悉不同战区的情况。但我们大家是在同一时间组成严密的小组调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这个情况同上面的那种解释又多少有些矛盾。第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朝鲜和满洲作威作福，使那里即将面临复杂的局面，很需要加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确，这里边界事件接踵而至。虽然满洲已成了战争策源地，但日本人暂时只限于对我们进行挑衅，而在中国则开展真刀实枪的战斗，他们搞蚕食政策，但又明显地是在准备发动几次大的战役。因此，这个原因虽然有充分的论据，但也没有详尽彻底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一个原因，当时可能认为，准备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调到远东去，由于有人事先给他打过招呼，他就要求将白俄罗斯军区的一些同事与他一起调去。可是从来没有人给我们任何人说明过。我们是军人，有命令就应该执行。于是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新的服役地点。
哈巴罗夫斯克在等待我们。因此，我们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没有作过多的考虑。我们一开始就全力投入提高部队战备的工作。开始时工作的范围囊括从贝加尔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整个地域的统一军区。后来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分成为外贝加尔军队集群和滨海军队集群。两个军队集群都编有若干兵团，以便必要时回击入侵之敌。部队的战斗素养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些部队不久以前还参加了粉碎中东铁路上奉系军阀冒险活动的战斗，而另一些部队则在与日本为邻的情况下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人技能，时刻准备投入战斗。日出之国的统治集团加紧把自己的傀儡满洲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必须时刻做好准备。
A ·я·拉平（拉皮尼什）同我一起就任新职，他也是从斯摩棱斯克调来的。在白俄罗斯军区时我们相处得很好，而且起初我们还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因为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第5 集团军司令部的政委。后来在一起共事又使我们更亲近了。早先他曾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过，在这以前他还在中国担任过军事顾问，现在能讲许多有教益的事情。同他谈这些方面的情况受益匪浅。阿尔贝特·亚诺维奇·拉平当了主管航空兵工作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副司令员。同航空兵干部见面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民选出能随时完成任何重大任务的得力军事干部。
过了一段时间，又见到了太平洋舰队的一些干部。太平洋舰队只在作战上隶属于哈巴罗夫斯克。那时我还不能按自己的愿望去增加海军方面的知识，总的说来，当时我们对同海军搞严密协调的联合作战问题研究得不多。我感到自己多少有点脱离了这一军种的味道。我对此深感遗憾，生活也证明，产生这种心情是有道理的。后来在1939—1940年，我当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和总参谋长的时候，就同海军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在战争初期，在1944年卡累利阿方面军同我们的北方舰队、拉多加湖区舰队和奥涅加湖区舰队协同作战的时候，尤其是1945年在远东第1 方面军同太平洋舰队协同作战时，这种密切关系对我大有好处。
从这个意义上讲，1935—1936年在远东工作对我来说的确是受益不浅的。过了十年，我当了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之后，运用了从前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中获得的许多经验。可见，仅仅熟悉战区这一点便多么值得！但也不能认为，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只是在十年以后才给我带来直接好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任何军事首长换了工作单位进入新的环境，马上就会积累新的实践经验。因为不同的条件会立刻迫使他去寻求另外的途径来解决类似的军事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指挥员不要长期待在一个地方的重要原因。改变印象本身就会扩大指挥员的视野，向他们提出新的问题，鼓励他们要从原来不知道的角度来看待事物。
从1929年起担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在该集团军生活中起了杰出作用。当时在我国谁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统帅！十月革命前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后来任工人支队政委和游击部队指挥员。国内战争年代任师长，还担任过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共和国军事部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至1922年）、军长、列宁格勒筑垒地域司令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工作人员（至1924年）、广州中国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至1927年）、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至1929年），以上就是布柳赫尔在军内和政府内任职的基本情况。从他开始帮助孙中山组建中国人民国民革命军和组织反对内部反动派的斗争以后，在国际上也是有名望的。
布柳赫尔在中国工作期间化名加林。在外国称呼这个名字时，定的是另一种音——加伦。法国电报局很想来这里弄个水落石出。电报局的通信人员很快发现在孙中山身边有一个身体很结实的人，他就是孙的总军事顾问。此人外貌很像欧洲人，经常面带笑容。这位提出高水平建议的外国人到底是谁呢？有传闻说，他是一位退役将军，名叫加伦。法国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在军事人员查询处仔佃查找了这个名字，回答不了记者提出的问题。结果也只能耸耸肩。当时细心的报界工作人员着手从另一方面来寻找，终于发现，这个神秘的外国人不是别人，而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个英雄，他是应孙中山博士的邀请来中国的，他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顾问、布尔什维克M ·M ·鲍罗廷、武官A ·и·叶戈罗夫和军事顾问伊万诺夫斯基（A ·C ·布勃诺夫）同属一个小组。
在苏联，布柳赫尔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他的威信也很高。谁在1918年9 月在我国第一个荣获红旗勋章？是布柳赫尔。谁在中东铁路冲突期间反击了国民党右派队伍中的冒险分子？也是布柳赫尔。
1930年4 月设立红星勋章。第一枚红星勋章的荣获者又是布柳赫尔。那时还设立了列宁勋章，他又是首批获得这种苏联勋章的人员之一。那几年，荣获勋章的人是不很多的。只要看看集团军级指挥员军服上戴的五枚红旗勋章，你就会明白，党和政府对他的活动作出了什么样的评价。正好在1935年，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荣获了苏联元帅军衔。我们的结识是从互相吐露往事开始的，因为很容易地找到了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