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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宫装妇女（唐。佚名）
隋炀帝设立教坊，其目的在于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但此御用机构正式开张之后，女乐受其管理，官妓开始兴盛，贵族、官吏在外嫖妓颇为便利，客观上对家妓蓄养之风起到了一定的阻抑作用。
唐代有关家妓蓄养的情况，不绝史书。有关家妓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女乐”、“歌舞人”，有“音声人”、“侍姬”等。裴鉶《昆仑奴》描写大历年间（766—779）一等勋臣郭子仪家中竟有“十院歌妓”。《太平广记》卷二七三载：李愿为刑部尚书时，家有“女妓百余人”。《全唐诗话》云：长庆二年（822）李逢吉为兵部尚书时，有“姬四十余人”。《钗小志》曰：大和九年（835）郑注迁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家有“姬妾百余”。除去这些贵族官僚外，富商大贾也不例外。如长安富户孙逢年家中，“妓妾曳绮者二百余人”（《云仙杂记》卷八）。
唐朝的文人也大多热衷于此道，故唐诗中也经常有咏及家妓的诗名。白居易曾携家妓与牛家妓乐合宴联欢，好不风流，诗人诗兴大发：
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
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
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
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
司空睹生性风流，家蓄散花仙子、美妓霓裳，过着“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富贵生活。岂料“白发红颜未了情”，自个就年老体病、万般无奈只好将家妓转让。豁达之余赋诗一首，既是惋惜，又是感叹：
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
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
（《病中嫁女妓》）
家妓大多是由买卖、赠送、转让等途径而来，也有的完全是被强夺来的。武则天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家妓窈娘，色艺冠绝，朝野闻名，“知之宠之，为之不婚”。梁王武延嗣垂涎已久，竟强行夺去。乔知之思念不已，痛愤成疾。窈娘知悉，泣泪成血，遂暗中请人传诗给他，“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随后，投井自杀。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将他诬陷下狱而死（《朝野佥载》卷二）。此例一；李逢吉闻刘禹锡“有妓善歌，时称尤物”，便阴谋夺之。一日，他在中堂前摆宴，邀刘禹锡与朝中几个大臣赴宴。宾客各携宠妓，如期云集。酒足饭饱，李逢吉却扣住刘禹锡的爱妓不放，众人“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禹锡计无所出，忍气吞声，回家作诗一首致李，请将家妓放还。第二天，刘禹锡约了几个朋友前去拜谒，李逢吉“相见如常”，含笑曰：“好诗，大好诗！”可就是不放人。众人目瞪口呆，黯然而退。刘禹锡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怀妓四首》，其中有“凤得新巢有去心”、“虽有生离死一般”等句（《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此例二；宁王李宪家有宠妓数十人皆姿色出众，可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仍不知足，偏又看中了邻近卖饼师傅的漂亮老婆，遂强夺进府。一年之后，忽问她：“汝复忆饼师否？”她默然不语。宁王良心受到谴责，遂将饼师召来，让他们夫妻相见。当时在座客人见这夫妻俩抱头痛哭，无不为之凄然。宁王令诸文士以此事为题赋诗吟咏，王维才思敏捷，先成一首曰：“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本事诗·情感》）随后，宁王便放她回家与丈夫团圆。先仗势欺人、强霸民妻，后咏诗消遣、物归原主，宁王的冷酷阴险、沽名钓誉“异于禽兽者几希”。此例三。
互相抢夺家妓，肆意虐待家妓，甚至争风吃醋、摧残致死家妓，在唐朝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以致变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社会问题，朝廷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依据官员品级的高低作出明确规定。《唐会要》卷三十四载：神龙二年（706）九月唐中宗李显下诏：“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天宝二年（743）九月二日，唐玄宗又再次下诏：“五品已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旧唐书·职官志》、《唐六典》，也均有类似的记载。
宫娥梳髻图（清。改琦）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5）
（四）家妓的衰微时期
唐代对于官吏，没有“冶游”禁令，故官吏都风流放荡。宋代对官吏嫖妓约束甚严，规定凡“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古今图书集成·娼妓部》引《委巷丛谈》）张舜民《画墁录》说：“嘉祐以前，提刑点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否则，一经发现，便会受到处罚。此略举一二如下：
刘涣官并州，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
（《宋史·刘涣传》）
蒋堂知益州，以私官妓，徙河中府。
（《宋史·蒋堂传》）
王洙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
（《宋史·王洙传》）
当时，中央派往各州县的地方官僚，一般是不带妻子赴任的，于是许多地方官僚便蓄妓纳妾，以解性方面的燃眉之渴。由于宋代对于私人蓄妓并无官品限制，故一些中下层官僚、文人士大夫也纷纷仿效，蓄妓之风较为普遍。
宋代蓄妓之风尽管较为普遍，但规模和人数比之前朝却少多了。韩琦官至宰相，“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宋朝事实类苍》卷八）；熙宁七年（1074）代王安石为相的韩绛，“家妓十余人”（《侯靖录》）；宣和二年（1120）王黼代蔡京执政，勾结宦官梁师成，公开卖官，贪黩无厌，也只不过“家妓十数人”（《玉照新志》）；苏轼“有歌舞妓数人”（《轩渠录》）；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韵语阳秋》）。元代的家妓，已呈急速衰颓之势。之所以如此，大体有两个原因：首先，朝廷整风齐俗、社会调控的结果。为了维护封建礼教，蒙古统治者制订了不少法律，强令人们遵从。这些法令的条目不少，主要是关于婚姻的。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忽必烈“申明以良为娼之禁”。（《续文献通考》卷十四）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忽必烈再次下诏：“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女子及为娼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值，人复其良。”（《元史·世祖本纪》）法律条文，又具体规定：诸职官娶娼为妻者受解职、离异的处罚，笞五十七下；有妻妾复娶妻妾者笞四十七下，离异；受财以妻转嫁者，杖六十七下，追还聘财；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下，离异；强迫妻妾为娼者受杖刑；居官时调戏、强奸民妻、寡妇，或与娼优先奸后娶为妾者，受杖刑、解职的处罚。如此严厉的举措，这就直接或间接地抑制和扼制了家妓蓄养之风。其次，地方官妓有“当番承应”的义务，官僚们又有任意叫妓的自由，因而家妓衰落是必然的事情。
千秋绝艳图局部（明。佚名）
明朝自朱元璋始，皇帝有赏赐诸王“乐工二十七户”的规矩。因而明代宗室各王仍旧蓄妓玩妓，“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明史·鲁荒王檀传》）。如此荒淫无耻，有失体统，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嘉靖四十四年（1565），“礼官言诸王府有广置女乐淫纵宴乐，或因而私娶致冒滥者，及诏令后各行裁革。如遇迎接诏敕拜进表箴，朝贺宴享当用乐者，即于本府吹鼓手教演充用。”（《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明世宗朱厚遂下令裁革诸王妓乐，对家妓的盛行给予强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