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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可能就根本没出头之日）。
刘裕的祖先是汉高祖刘邦的亲戚，因此被认为是江苏徐州人氏，但到了刘裕这一代已经是家贫如洗。年轻时的刘裕“尚豪侠，有大志”，但就是不学无术，靠给别人打零工过活，间或打架斗殴赌博，别人都瞧不起他。而且刘裕赌博时手气常常很差，经常因为输个精光被人捆起来痛打，这种局面直到他当兵后可能才稍有好转。但刘裕直到三十三岁前，都是草头兵一个。
刘裕因为孙恩民变而发迹。公元398年，江南地区爆发孙恩之乱，在东晋朝廷野兽般的统治之下，苦难深重的百姓只能用暴动来应对国家的暴政，孙恩暴动只不过是东晋末年大规模暴动的导火索。孙恩在荒岛上宣布造反的时候手下只有一百来号亡命徒，但仅仅十来天东晋全境就有数十万活不下去的百姓自发响应孙恩之乱，效率比两百年前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还要高得多（和创立太平道的张角不同，孙恩不过是个有点名气的神汉而已，本来就没什么力量，而且也没有四下里去通知信徒们起事）。
孙恩暴动不能算作是农民暴动，因为在当时的东晋帝国境内有人身自由的农民都快绝种了，绝大多数农民都被门阀世族们圈地圈成了农奴。尽管东晋政府屡次清查户口清退农奴，但都是前脚清退完后面接着又圈进去，而且越圈规模越大，到后来大贵族占的土地往往横跨数郡，绵延几百里，荫庇数万农奴（门阀贵族就靠农奴来攫取财富，门阀贵族的政府怎么可能自断生路呢）。在东晋国内不断积累的各种矛盾的催化之下，孙恩暴动终于成功地葬送了东晋王朝。
孙恩是神汉出身，带兵打仗如同跳大神（神族部队？），称呼自己的部下叫“长生人”，就是刀枪不入的军队。就这么一群乌合之众收拾起腐败透顶的东晋朝廷直属部队还是挺管用的，孙恩大军所到之处官兵是望风即溃。孙恩每占一城就召集百姓加入他的部队，凡是不服从的一律灭族，连婴儿也不放过（真够狠的）。而服从他的百姓就命令他们把自己的房子都烧掉从军，但是不准带孩子走。凡是抱着孩子的妇女一律“囊簏盛婴儿投于水”，然后围观者纷纷向被杀死的孩子的母亲恭喜她的孩子先上了天堂。于是孙恩所至之地百姓十死七八。
东晋朝廷不得不借刘牢之的北府兵来平乱，刘裕在平乱过程中因作战骁勇而崭露头角，刘裕曾经有过一个人击败一支部队的记录，他还经常带着几百人阻击孙恩的数万军队的攻势，后来他几乎独当一面地担任了平息孙恩之乱的主力军。孙恩乱军最盛的时候达到了二十余万，而刘裕只靠着几千人的部队就将孙恩打得晕头转向。东晋军队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终于迫使孙恩自杀。
孙恩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孙恩死后其妹夫卢循（卢循的曾祖父卢谌是刘琨的部将，刘琨的那首慷慨悲愤的五言诗《赠别驾卢谌》就是写给他的）接过了孙恩的衣钵，他坐船杀到广州，盘踞在华南一带，这样一来乱军的规模就更为庞大。
刘裕消灭孙恩的同时，盘踞在荆州的桓玄以讨伐司马元显为名发动叛乱，向东晋都城建康发动进攻。东晋的正规军在司马元显的指挥下被桓玄打得一败涂地，慌乱之下司马元显只好向盘踞在江北的大军阀刘牢之求援。刘牢之则有他自己的小九九，他本来就指望靠桓玄铲除司马元显，然后自己再想办法消灭桓玄，然后独揽东晋大权。所以刘牢之名义上向司马元显表示效忠，真正打起仗来却有意保存实力，等桓玄一到建康，刘牢之又马上宣布向桓玄效忠。司马元显大势已去，和他爹司马道子一起被杀。这时候桓玄又使出了一个狠招，成功地剥夺了意图谋反的刘牢之的兵权，刘牢之见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不得不自杀。桓玄成功地接管了东晋的政权。
桓玄消灭了所有的敌对势力后，迫不及待地在建康称帝，改国号为楚，他的行为引起了刘牢之的嫡系部队——北府兵势力的不满。不久，在平定孙恩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刘裕在建康对岸的京口宣布造反，率领自己的一千七百常胜军大败桓玄的两万军队，进而消灭了桓玄的势力，接着又把晋安帝扶上了宝座。刘裕顺理成章地成为东晋历史上最后一任大权臣。
饱经战乱的东晋变得一片狼藉，所以东晋在公元404年桓玄之乱被平息到公元408年东晋进攻西蜀这段时间里几乎没发生什么大事——一直在修养生息。
公元409年开始，刘裕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他先后灭南燕、平徐道覆、平卢循、灭西蜀、败北魏、灭后秦，这一系列战役都是以绝对优势取得胜利（刘裕这次出兵，一路上都是顺风顺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惟有他的长安留守军被赫连勃勃杀得只剩儿子刘义真一人逃脱这件事，给刘裕的全胜战绩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是东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战果（当然，如果是谢安那种人领导东晋万幸地收复了北方失地的话，那么诞生的政权恐怕是五胡十六国中最让人倒胃的国家了）。即使在整个中国的南北战争史上，刘裕的北伐也是最有成就的胜利之一（可以比较一下后世的宋朝借辽金之战和金蒙之战的机会发动的两次愚蠢的北伐）。
刘裕在北伐战争中，捎带手地铲除了异己，树立了不二的威望。公元420年刘裕正式称帝，国号为宋，东晋王朝从此寿终正寝。
刘裕登基不久就杀掉了被他废黜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此后中国历史上的君主大都喜欢把亡国的帝王赶尽杀绝。刘裕这么做，或许是平民出身的他在向那些士族豪门示威吧。
作为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刘裕的日常生活却十分简朴。他到地方上巡视时只带十几名随从，而且为了激励子孙后代继续保持这种优良传统，他还特地把当年自己打短工时留下的麻绳扁担和土炕灯笼等陈列起来，表示自己不忘本。但刘裕的儿孙们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成器的帝王，他们竟然认为“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不知道刘裕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刘裕能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当上皇帝并且得到门第观念极强的江南社会的认可，确实是很不简单。
东晋灭亡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民主政治尝试至此完全失败。刘宋建国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东晋王朝这种宰相执政重臣制约的局面。
这种类似于君主立宪制的权臣政治制度仅仅出现在东晋。权臣政治和中国历史上实行过的其他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从政体上比较东晋是中国历史上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最接近的朝代。
权臣政治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政治制度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权臣更替制度废除了权力的世袭。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无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能够恩泽子孙，万年不朽，所以人们往往把主动将权力交还给皇帝的重臣看作圣人，比如伊尹、周公、霍光、诸葛亮等。而东晋的权臣制度则不成文地规定了权臣不能挑选自己的下一任（像袁世凯搞的总统制度是下任总统由现任总统推荐，这和皇帝也差不多了），而且在执政期间犯下错误的权臣必须引咎辞职（比较一下中国历史上其他著名的重臣，像曹操、诸葛亮、贾似道、严嵩等，鲜有几个是主动下台的）。
二、权臣制度中，朝廷对拥有最高权力的大权臣有制约权，权臣在实际工作当中经常受到朝廷的掣肘，这有些类似于西方议会对首相权力的制约。这种权力制约机制在中国历史上也极为罕见（像包公案里八贤王的鞭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什么的，大家不觉得很滑稽么？）。
三、社会伦理和哲学思想导致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它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按部就班地生活，需要营造尊卑有序的社会制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条条框框，都是为了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而设定的。而东晋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玄学，它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不同。玄学思想希望人人都能张扬个性，个性解放有一种创新的推动力，比如光屁股裸奔在中国其他任何朝代都被看做是异端，而在东晋就被看做是名士之风。在这么一个尊卑无序的社会中，其他时代被看作是僭越的权臣制度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