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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而复杂起来：后二者企图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高涨的爱国情绪中捞一把。当时冯正在张家口，他在辞去了国民政府内务部长的职位后，伺机再起。阎锡山在太原，任山西和隋阳的保安司令。两人都不理睬张学良的命令。与此同时，虽然宋哲元将军被派到了长春，但“少帅”的东北将士已散落中原，轻而易举地成为傀儡政府和汉奸的俘虏。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在北方加强政治行动
到了1933年3月，当力行社在南京召开年会时，蒋介石意识到他在北方，不论在权威领导还是在可信的干部方面均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后来，张学良提出辞职，委员长接受了，并任命何应钦任北平军委会头目。同时，他听取了力行社干事们的建议，建立一支由力行社成员组成的特殊队伍，支援干部到北方去。蒋认为，一支由他的亲信组成的队伍能领导宣传工作和从事秘密工作，以牵制华北的日伪活动。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预见落空了，它只是为戴笠加强他的个人控制铺垫了道路。
第一组人员里有郑介民，他于3月12日到达北平。郑立刻接管了力行社在本市的两个常务机构：由力行社地方分社书记贾毅领导的“革命军同志会”分会和特务处北平站。第二组人员由南昌行营总部机要秘书邓文仪带领，于3月15日后陆陆续续来到北平。
戴笠是在初春去北平的，随行的有一位机要秘书和密码员。戴笠的特务替他们在城东的一条胡同里租了一座带院子的两层楼房。戴笠的活动并非限于收集情报，还含有较高层次的政治活动，包括与东北军政要员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王以哲、范崇义和冯庸的联络。
肩负最重要任务的是何应钦的前机要助理刘健群，他奉命在南京物色干部到北方去做宣传工作。自从1932年7月以来，刘是力行社高级干部重点训练班——“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的主任，这个研究班有约120名左右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和480个普通大学毕业生。 “班训”是蒋介石亲笔提书的四个大字“艰苦卓绝”，训练纲要是“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参加6个月政治培训的学生被告知：礼义廉耻乃是维持国家的四大基准，发扬这四大原则，国家可得以复兴。他们准备把这种提法向全中国的蓝衣社发布并作为训练提纲，而这种许诺的所有根基都源于三民主义。然而，正当这600个学生在1933年2月准备结束他们的培训时，中国对日本的长城抗战爆发了。现在，他们要在刘健群的领导下去支援人民的抵抗，到华北战场上与日本间谍作战。
1933年3月19日，刘健群被任命为抗日宣传队队长，每月经费2800元，在南京的韩家巷成立一个“筹备处”。十天之内，300多个学生在军委会下面由力行社办的政训精英班里被挑选出来，一支叫做“华北宣传总队”的特殊单位成立了。后来，约有500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其中有一些是黄埔无业毕业生。该总队分成三大队、九小队随刘健群北上。他们明确的任务是解释中央政府“安内攘外”的决定，联合军队和民众全心全意地抗敌，消灭日本情报机构及地下汉奸活动，确保华北和内蒙不受侵略而不致变成日本新近制造的“自治区”。
3月27日，包括李秉中在内的一些队长去了北平。两天之后，刘健群在给其余的人作了最后一个报告后，便率领新大队的成员们北上。他们一到北平，刘便马上取代了贾毅的位置而成了力行社分社的书记。由于刘健群和他的一个队长是何应钦的老部下或学生，他们还参加了支持何的一个特殊小组，因为何只随身带了三四个副官。这队人员非正式地附属于军委会北平分会，包括戴笠的副手郑介民。除一人以外，其中所有的人员全部是力行社的。
对何应钦来讲，他既要防止汉奸又要避免过激的对日反击，而日本人此刻正在迅速占领热河，对和谈三心二意。何在前一种选择上得到刘健群人马的帮忙：他们以十人一组的形式到“杂牌”军去宣传，督促他们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抗战。宣传人员被告知要用三民主义的思想，来逐渐对非直属于蒋介石的部队实行“中央化”控制，同时在每一个层次上散布“只有国民党，只有三民主义和领袖才能救中国”的思想。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北方的政治行动
为了寻找一个不仅敢想而且敢干的人，何应钦注意起戴笠手下的郑介民来，此人安排了刺杀当时正在与日本人谈判的湖南军阀张敬尧。当时蒋介石的代表即将与日本人进行谈判，除掉张敬尧可能起到了防止其他潜在的汉奸破坏谈判的作用，至少干国勋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说这一处决“引起了燕、赵豪杰人人奋发，原充满封建享乐之华北社会，气象一新，所有汉奸如王克敏、王揖唐、鲍文越等皆畏缩藏匿，不敢蠢动，而段祺瑞、吴佩孚具有代表性之北洋人物，亦皆顺应舆情倾诚中央”。
蒋介石的谈判总代表是他的高级顾问、前上海市市长和外交部部长黄郛。黄郛在1908年是蒋介石在东京军事预备学校（Shimbu Gakko）的同学（阎锡山也是）。虽然黄已经退出公共生活，但在1932年他又恢复了政治要职。鉴于对日战争引起的全国危机，他回到了上海并创立了新华重建社，该社还出版《复兴月刊》。1933年3月，他被命名为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并受蒋介石指派参与不得人心的与日本人的谈判。
与此同时，日本人加强了他们对热河的占领，并继续进攻察哈尔。冯玉祥决定从他退休的张家口出来，通过发动抵抗运动来争取国家领导权。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宣布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开始召集军队。五天后，5月31日，黄郛总算与日本人谈成了停火。但公众舆论似乎更支持冯玉祥，塘沽协定被称为卖国，黄郛被斥为亲日的“汉奸”。然而，此刻的关键是军事力量，而非公共舆论。当何应钦在北平——绥原铁路南集合部队时，黄郛和宋哲元（他的部队控制了河北的东部）在1933年8月“说服”了冯玉祥解散他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同时，为了使何应钦分散其力量，冯玉祥把察哈尔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宋哲元，自己回到自己在山东泰山的别墅，于是宋哲元成了河北察哈尔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他在1935年5月签署何梅协定时，是平津卫戍司令。
塘沽停战的条件之一是取消抗日宣传队。这一条只是在名义上得到执行。各种宣传队因此而改成或并入附属在各个军队里的政训处。刘健群自己成了宣传头目，自此以后，所有的复兴社活动都在这个幌子下进行。每个军事单位的政训处处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复兴社的“小组干事”，该军事单位每一个重要的会议都有政训处的人参加。政训处的第一科代表了复兴社的宣传机关。第二科是情报机关，如果它需要特务活动的话，它便让地方宪兵第三团来当“警卫”，或者当“稽查”员，对军队的每个官员进行调查和侦查，看是否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活动。偶尔二科也会利用非军事人员——主要是地方的黑社会或帮匪，有时是青红帮的人员，有时是宗教人员——来对付农民、商人和那些不属于军队或教育机关直接管制的工人们。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学校的军训
1933—1935年间，蓝衣社通过全国高中和大学的军训系统，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了北方。一个叫做“国民军事教育处”的机构在训练监察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于南京。这个处先由力行社的潘佑强领导，后来是杜心如，并在各省的大城市里组建了“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军训主任”，他们大都是黄埔毕业生。在这些人以及被派到高等院校（包括高中）“军训室”的“军训教官”当中，很多都是复兴社的人。
他们的任务是组织90天的高中和大学生的训练课程。初中在名义上由地方的市长或县长一级的官员来领导，但事实上是由每个学校的军训教官负责。在大专院校，大队和中队在校长室的领导下组成，但仍由军训教官指挥。于是，以这种方式，复兴社渗透到了每一个大学和中学，他们做蓝衣社的宣传材料，对进步青年进行监视，并搜寻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些训练教官与戴笠的特务处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共产党认为他们是白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