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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节，我觉出了最低领袖与郑美庄给予我的友情，异常珍贵。
我用姑父给我划拨来的钱；买了一些衬衣、背心、袜子，给自己用，另外买了两套尺码不同的中山服，两双皮鞋，和最低领袖分用，他虽然不是战区学生，可是家境贫寒，一向和我的“生活水平”差不多。我也给郑美庄买了礼品，她不需要衣物，我送给她的是许多本有价值的书籍。
我又自动地，拿出一部分钱借给几个非常窘迫的战区同学。
贺大哥被捕的事，一直使我精神沮丧，我时常想到：友谊至高无上，钱算得了什么？在能力所及，我应该帮助一些清寒同学。
可是，没想到，我这么一点点心意，竟触惹起阴家拟定了一个恶狠的攻击我的计划。
一开始，我只是听到有人讲我发了财，或是讲郑美庄送给了我一大堆钱，再不就是说学校当局与政府当局因为我上次制压学潮有功，按月送我一笔津贴——
三年来我一直穷惯了，突然换了新“行头”，并且还替同学换了新“行头”，甚而还向外“放账”，难怪会有多事的人花费无聊的心思去猜想我的“经济来源”了。我没有兴致去和这批人一一解说：“这是我姑父的血汗钱，千辛万苦划拨来的！”我不屑和这些人打交道，我知道自从上次学潮事件平息以后，同学中增加了许多对我友好的人，也增加了不少对我嫉恨的人。后一批人在大宿舍里就曾经冷讽热嘲地说过：
“喂，老兄，咱们可没有资格谈恋爱呀，咱们的肩膀里开不出子弹来呀！”
“对呀，格老子泡女人我也没得份呀，我的屁股是完整的呀，不像人家曾经被枪子儿穿过两个洞呀！”
每次我都装着没听见，我觉得我应该容忍下来。几位喜欢打抱不平的同学，几次为此要和那批人动武；可是，我反而加以劝阻。我已再三想过，我总不能做一个自前线退伍下来，却在后方把拳头在自己同胞身上乱挥的人。
可是，阴家会把别人的容忍视为怯弱。他们终于向我放射更毒的冷箭。
学校里，一连发生了许多窃案：同学们的钢笔、字典、书籍、毛衣、西装、手表、手电、太阳镜、皮鞋、被单——一再被偷，偷的人技术高超，做案累累，迄未被人查获。突然一天午饭以后，军训教官宣布要突击检查宿舍搜寻赃物，同学们都大表欢迎，于是各宿舍大门一律关闭，开始搜查。
我实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我却看得很清楚：教官和几位同学在我的床垫下搜出来一件毛衣，和两张当票——一张当的手表，一张当的西装，而清清楚楚当票上还写着“张醒亚”三个字！那毛衣、手表、西装都正是三个同学不久以前被窃的东西！
我当然立刻勃然大怒，痛斥这是一种最卑鄙、最无耻的栽赃与陷害！可是消息不胫而走，剎那间便传遍了全校。一些人更乘机而起，大放谣言，说他们早就看到过我深夜携物外；又说因为我一直被大家公认是好学生，所以起初还不大肯相信，如今人赃俱在，并且军训教官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当然谁也无话可讲；更说怪不得我近来突然“致富”，原来内幕如此。
学校派人往那当铺调查，当铺老板已不记得原典当人的面孔，只承认“张醒亚”三个字是他所写，因为他当时问过那个典当人尊姓大名，那个人便告诉了他，是“张醒亚”。
我理直气壮地抗辩：
“果真是我所为，为什么当时不用一个化名？”
却有人理直气壮地反驳我：
“果真是别人所为，又何必非在上面写张醒亚？好汉做事，好汉当呀！”
接着，有人提议：要全校每位失窃过的同学一律到训导处登记失物及价值，追不回原物时，须由窃盗人照价赔偿。
失窃单公布了，总价是一万二千元。
我愤恨极了。我几乎再不能忍耐地想要杀人。可是，我没有对象。并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指明我是窃犯，然而有一大堆人天天在暗中给我制造罪名。奇怪的是：“笑面外交”这一次始终没有讲过一句话。
最低领袖、维他命Ｇ一大批同学，仍然全心全力为我辟谣辩护；他们被骂得更惨，他们被指称为：偷盗司令的军师和副官！
郑美庄来宿舍看我两次。我痛苦极了，我不愿跟她讲话。她约我到江边散散步散散心，它怕我这样呆在宿舍里连气带闷会害起病来。我不肯去，我变成一个暴躁乖僻的人。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这紧要关头，我突然病倒了。一开始是腹疼，校医恰巧不在，一位药剂生做主给了我两包泻盐，吞服后不但不泻，肚子反而更疼得剧烈，接着发高烧，呕吐——最低领袖吓坏了，他坚决主张找车子连夜送我到重庆的医院。我希望熬过一夜，等天亮后请校医再仔细断一下。我拗不过般低领袖，他和维他命Ｇ三更半夜跑去找到郑美庄，然后他们又到沙坪坝电信局摇电话给郑美庄家叫车子。天朦胧亮，车子来了，我被护送到重庆临江门宽仁医院。
医生当时判定，我是急性盲肠炎。他直抱怨我不该误吞泻灵，使病情加重，又抱怨我来得过迟，虽然可以马上开刀，却无法保证没有危险，如果一旦盲肠已行溃烂，转变为腹膜炎则恐束手无策——
入院保证书上的几行大字——病人施行手术后如发生任何不幸情况均与医院无涉——在这剎那，特别令人触目惊心。医生要最低领袖或郑美庄在上面签字盖章，郑美庄突然哭出来了，她叫着：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请你们医生救治他，不要叫他发生任何危险！”
最低领袖比较冷静，他盖了个手印，嘴里直念叨着：
“这不过是应办的手续，醒亚会获救的！”
这时，突然有工役与护士自外面跑进来。
“格老子，挂球了！”工役叫着。护士也向医生正式报告“防空警报球”高挂起来了。
医生看看我，镇定地说：
“没关系，手术必须立刻进行，不能再耽误。”
大家似无太多惊慌。在重庆，人人都是跑警报的老手。“挂球”，只是“预行警报”——告诉大家，敌机已自汉口或宜昌基地起飞，要大家预作躲避的准备；如果再侦查到敌机确是向西飞来，一俟迫近四川上空，就会挂出两个球，同时拉放“空袭警报”催促大家进入防空洞；如果敌机迫近重庆上空，就会挂上三个球，同时拉放“紧急警报”。也有几次，“预行警报”之后，判明敌机未向四川飞来，过了半小时或一小时后，便解除警报。
几乎是同时，郑美庄与最低领袖拍拍我肩头：
“不要怕啊，鬼子飞机不一定来。我们都不走，我们在手术室外边守候你。”
灌肠，周身汗毛统统刮掉，然后，我倒在一张“推车小床”上，被送进手术室。
我一直喃喃着：“不要怕，不要怕。”当进入手术室，我禁不住开始恐惧起来。我觉得好阴森。这与上次在另一家医院开刀取子弹的气氛，全然不同，那次是那么轻松，好玩；这一回，在警报声中开刀，怕的不单是敌机来投炸弹，更怕的是敌机纵然不来，也无补我因延迟就医而盲肠已经溃烂的致命悲剧！
“局部麻醉”的药剂注射进我的后脊椎骨时一阵剧疼，几乎使我忍耐不住地叫出声来。我又险些冒失地提出，要求医生给我改为“全身麻醉”，我宁愿“不省人事”地接受“切割”。我说不出，而我知道医生也不会接受我的无理请求。睁着眼睛，脑筋清醒，如果剖腹之后，医生叹说一声：“唉呀，已转为腹膜炎——”那即是宣判了我的死刑——我越想越怕。
我从没有如此感到过惧怕死亡。我更不甘心落得如此一个死法！如果我这么草率地死在重庆的医院，何如当年死在太行山战场？
真要命，手术约摸刚刚进行了六、七分钟，“空袭警报”突然吼了起来。那也本是往日听惯了的；然而，不早不晚，在此时此刻，那尖锐的“两短一长”的声响，钻进手术台上不准动弹一下的病患者的耳朵与心脏，着实令人战栗。手术室外起了一阵骚动，我听到美庄在门外哭嚷：
“求求你们，快把他抬到防空洞去哟——”
又听到最低领袖劝慰美庄：
“莫着急，莫着急，翳院一定有紧急措施，我们必须与医院合作——”
医生与护士们一起警告我：“千万不能动啊，不要怕。”又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