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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拿破仑不曾打赢几次仗，他的全部战略便站不住脚了。虽然他并未忽略供应问题，也的确在每次战役开始前作了精心准备，但是，他进军的速度太快以致供应跟不上。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前辈一样，他们不得不在当地农村就食。拿破仑期望军队能供养自己，军队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他们无法向当地居民说清楚法国进军的理由。当军队总人数达到六位数时，军队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自我解决供应问题。如战争时间拖长，他们必得在战役结束后立即夺取敌人的粮秣库，并强迫打败的一方供应食粮。1807年，拿破仑开始向欧洲较贫瘠的地区进军，在埃劳战役后进入波兰，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供应成为一个使人烦恼、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取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冷酷无情地利用并加深了法国军队的供应困难，而使自己在这方面确保无虞。俄国人在1812年取胜也是依赖他们拒绝同拿破仑决战．让拿破仑深入俄国国土而供应无法跟上。余下的事就由冬天与饥饿来完成了。拿破仑只剩下三年时间来把自己约束在更传统的规模内作战，而他的敌手则较好地保留了传统的战略，显示出更好的效果。
不能低估对手们的成就来暗示拿破仑的失败最终是由于他自己做法本身的弱点，而主要的不是敌手们的努力。拿破仑的做法使法国负担太重，他的报应或迟或早总要来到。旧派的、头脑冷静的指挥官如奥地利查理大公以及威灵顿公爵庆幸自己的成功，说明18世纪形成的战略与战术原则，再加上十分重视供应线以及战场上的严格纪律，仍具有持久的价值。同样清楚的是，一成不变地用18世纪的眼光来看待拿破仑战术，也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能把18世纪战术的优越性发展到最高峰。
普鲁士在1792一1795年“第一次联合战争”中的短暂经验，以及对拿破仑1796－1801年间战争的观察，使普鲁士军队中的一批年轻军官认识到：战争学中存在着某些对抗性的东西；法国革命释放出一种民族的能量，不是什么瞬刻即逝的现象，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改变了欧洲各国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的祖国需要作出反应，不仅要从军事上进行改革，而且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革。
1806年耶拿战役灾难性的失败，证明了格哈特·冯·沙恩霍斯特，赫尔曼·冯·博因，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观点是卓越非凡的。其中的带头人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军事改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系在耶拿战役结束后成立，以重振普鲁士军队。当时还不十分清楚不应去机城地摹仿法国军队的组织、技术，诸如师旅建制以及配置轻骑兵之类。由于普鲁士军队是由长期服役的募兵组成，素来受人轻视，靠皮鞭维持纪律，因此不可能进行认真的军事改革。军队必须由严肃、聪慧、可信的爱国者组成，他们视自己为国家卫士，社会上其他人也这么看待他们。正如格奈瑟瑙（Gneisenau）不动声色地指出的：首先，有必要的是“使人民有一个祖国，如果要让他们有效地保卫祖国的话。”难道霍亨佐伦王室所继承的国土就是祖国吗？还是应当是一个更宽广、更高贵的概念——德国呢？
这些可是危险的思想——霍亨佐伦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以及附属他们的贵族，可正是认为他们是在为反对法国压迫而战。用这一种火去反对另一种火，这样的前景可并不美妙。何况沙恩霍斯特及其同事们己发现他们面对着来自朝廷及军队本身的竭力反对。有些人绝望了，放弃了，像克劳塞维茨就去俄国军队供职去了。但1813年，拿破仑军队在俄国惨败之后，情况改变了。全德国爆发出爱国主义的热忱，包括各个阶层，许多旧的壁垒打破了。引进了征兵制度，并建立起全国性的预备役制度，凡是适龄而未征召入伍的男子，全部参加预备役，可由预备役士兵自行选举军官。军队以及预备役中投入战场的共计六十万人之多。最初调度不灵，但随后便成为一支勇猛顽强的武装力量，1813年击败拿破仑的莱比锡一役，1814年打进法国迫使拿破仑退位，1815年最终推翻拿破仑，诸次战役中都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在德国召唤出一个武力国家，但因这个国家尚未通过某个国家作媒介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因此嗣后出现一个大问题。
拿破仑在滑铁卢“求饶”，是普鲁士军队与英国军队联合的杰作。普军由布吕歇尔元帅指挥，英军由威灵顿公爵指挥，后者同前者一样，也是一个新生的军事人才。英国的岛国位置与海军力量，使她在18世纪可以只保持—支编制小到边缘的陆军，为维持住这么一支陆军，多疑的国会每年绷着面孔只肯拨给一点点经费。平时，军队主要用来保护海外财产，包括麻烦最多的爱尔兰。有了战事就再征募兵士，战事停止便予解散。用18世纪最杰出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B1ackstone）的话来说．皇家正规军“被看作是国家害病长出来的暂时的赘瘤，而不是依据任何王国永久性法律组成的。”William Blackstone； mentary on the Lawsof England； Book I。ch。13；（4th edn。； London； 1777；Vol。I； P412）。在保卫领土方面，英国统治阶层首先看重皇家海军，其次是民兵——士绅阶级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拥护宪法的力量”。各种迹象说明，1688年皇室误认为可以利用现有的陆军来延长自己的权力，结果无疑是慢性死亡。只有发生革命才需要扩充陆军，1793年不足四万人，180l年也才扩大到不足十五万人，还是在有嫉妒心的国会一步一步细心监视下完成的。在此时期，皇家总司令约克公爵试图把军队建成可同欧洲大陆军队并驾齐驱的军队，遭到辉格党人与激进党人的一致反对。—批先觉者企图建立一所皇家军事学院来教育军官，却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苗头。事实上，军队尽管在原则上效忠于皇室，但士绅阶级对它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其渠道一是用金钱向皇室购到任职令，一是维持一种组织制度，即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即使是中等程度）与社会认可的“自我挑驯，成为征募军官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仍停留在18世纪水平，忠实地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稳定状态。军官大部分来自小贵族与士绅阶级，极少来自各种职业的、经商的中产阶级。其他级别的军士则用补贴从社会上勉强够格的人中募来。这两种属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军中依靠“非由政府任命的”军官从中沟通。曾经有几位出色的军人，其中最有名的有约翰·摩尔（John Moore）爵士与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ie）爵士，企图打破这种模型，引进法国式的、较灵活、较独立的制度，但掌权的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公爵是个刻板维持18世纪传统的人物，他把旧传统一直带进19世纪下半叶。威灵顿认为无需改变。他对18世纪的战争十分精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仗要他去打，因此对他来说，无需乎考虑变动。据说当时一位法国将领曾说过，英国的步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好就好在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精确地说，英国步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是如此之少。如果英国把军队发展至大陆规模，他们一定会采取比大陆国家更严格得多的模式，而实际上这又是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所做不到的。
英国人无需建立一支大陆规模的陆军，是因为从18世纪末以来，始终保持了皇家海军的优势，这支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18世纪，法国曾向英国的这一优势挑过战。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大胜，法国被排除出局，只能在北美与印度等殖民地做英国的对手。法国海军接受了犯错误的教训，二十年后，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又能够一连串击败英国，迫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上放弃了镇压造反的试图。
但是，革命摧毁了法国海军强大所依赖的专业干部，革命的热忱也已证明在航海过程无益于提高效率。法国海军的指挥系统与供应系统脱了节。至于英国，则在深刻反省1778－1783年间的耻辱。国会对海军比对陆军大方，缔结和平后的最初两年内，即1784－1785年，在国家总支出五千万英镑中，用于重建海军的经费占到两千万英镑。海军部管理机构这个奥吉斯王牛厩相传奥吉斯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