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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大部分时光在广泛的和平中度过。即使战时，终年也只打四五个月的仗。对外来说，它们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个自成一统的小天地，一种有自己的常规惯例、有自己的礼仪、自己的音乐、装束与习惯的亚文化；这种既乏味又使人着迷的生活方式被称之为“磨洋工”，英国军队中一直沿袭到今天。无论战时或平时，社会上其他阶层对他们的行为不感兴趣，不让青年人学他们的样。英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众是支持战争的，尤其是海上战争，它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战争涉及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大。劳伦斯·斯特恩可以远去巴黎实现他的“伤感旅行”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国作家，《伤感旅行》一书未写完，即因患肺结核去世。。无需旁人提醒他：英国同法国正在打仗，他要去法国应先搞到一份护照。大陆上，商业、旅游、文化与学术交流，即使在战时也毫无妨碍地在交流着。战争是国王们的战争，一个好公民只要按时纳税就可以了，至高的政治与经济权威只要求他们挣钱。既不要求人们参与战争决策，开战以后也不要求他们参加战事，除非一些年轻人受到冒险精神鼓舞自愿参加。重大事情都由统治集团独自作出决定。
也许还可以提到，欧洲文明一个不是最小的成就，正是因为有了受过训练的、顺从的带枪的狗，——某些情况下是长卷毛的狗——才使许多世纪以来欧洲人民受到饿狼惊扰的危机大大减少了。然而，这一成功孕育了一种反作用。欧洲的财富增多后，出现了一个富庶、自信的资产阶级，他们对军队（包括出身贵族的军官与无家可归的平民士兵）毫无同情之心，说得好些，认为军队只是一群同他们无关的专业人员；说得坏些，简直就把军队作为嘲笑、轻蔑的对象。一些开明人士已不再认为战争是人类的必然命运——需用耐心与勇气去承受的命运。18世纪的经济学家也不再像他们17世纪的前辈那样把战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明显不过的获取财富独一无二的源泉。人们逐渐相信，财富是从社会群体之间自由无障碍的贸易中产生出来的，世界上如此明智地覆盖着行善的远见，只要人们彼此交流，和谐与和平就会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与英国伟大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门徒们，正是这样教导人们的。战争是错误的法律、伪造的感觉与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物；如果世界是由目光远大、理解人类本性与社会行为准则的人们所统治的话，战争永远不会发生。伏尔泰（Voltaire）与百科全书派正是这样教导的。对他们来说，士兵是一个已成为过去的时代的残留物，是某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在这种生活里，思想开明的人们也会阉割自己；在这种生活里，总有一天，人类就会很快通统逃光。
这是对专业军队的发展的一种反应。但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法国另有一些人把军队看作是“内部组织紧密、同其他人群隔离、把战争行为降低到更加专门的深奥科学行为”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完全不能适应社会与政治目的的伟大变革，但在表面平滑的18世纪后期正在开始积聚力量；这些势力势必会找到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与新的战争模式。有这类看法的人中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就是雅各·德·吉尔贝伯爵，他在1772年出版的著作《试论普遍战术》一书，用他对当代战争行为的严厉攻击来开的头：我们用来打仗的军队，既是胡乱征募来的，又少适当的待遇。无论胜或负，双方都同样地资耗力竭。国内怨声载道，信誉沉沦，金钱流失。海军再征不到水兵，陆军再征不到步兵。双方大臣们都认为谈判的时机到了。和平终于来到。少数殖民地或省份易了帜。冲突的起因仍未解决，双方各自坐在废墟中忙于偿还债务、重整武器。
但是，能否设想一下：欧洲将出现一个民族，人民天资聪颖，社会资源雄厚，政府领导英明；在其国内，稳重的美德同坚实的军力在平抑扩张的政策下连接起来；这个民族决不会忘掉自己的目标，懂得如何进行廉价的战争，如何在胜利之后过好生活，而不至于因财政困难而束手无策。我们将见到这样一种民族，能像北风压倒柔嫩的芦苇那样制服它的邻居并推翻他们脆弱的政治结构。te de Guibert；Essai generale de tactique； Liege； 1775； I； P。xiii。吉尔贝认为无法预见到这种民族的诞生。他悲伤地说：“这样一种民族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欧洲不会再有一个国家能够立即强大起来，焕然一新。她们的成长一模一样，都在彼此腐蚀。”吉尔贝死于1791年，这一年他是看不到他有名的预言正在开始成为现实的。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阿修比
ronin21
阿修比
第五章 革命战争
18世纪最后十年内，欧洲的社会框架，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都坍塌了下来。18世纪的欧洲，各个国家均己自成体系，疆界确定，各国君主在本国疆域内实行绝对统治。各国国王间的关系，依据国际间的法律的精确条文，严格按照外交礼节办事。各国之间的战争也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遵守同样的惯例进行，军队士兵由欧洲各国募来，军官几乎都由相互通婚的各国贵族家庭中产生。如今，所有这些都成了问题，某些地方已有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1792－1815年革命后的法国同其邻居间几乎无间歇的长达二十五年战争的结果，战事的规模是自从蛮族入侵以来从未见过的。但是，这些战争至少应当看作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是革命的结果。
18世纪战争的性质，与当时社会的性质密不可分，这个国家发生了革命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也发生革命。一旦，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财产”（不管这些王侯为他们臣民的利益多么地辛勤工作），便成为那些献身于“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是某种绝对“好”的化身，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任何代价也不为高，任何牺牲也不为大。于是，洛可可时代那种“稳健与优柔寡断的竞赛”看来已成为荒谬可笑的时代错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已觉察到，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连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
法国军队粉碎了旧体系，建立了（尽管还只是很初步地）崭新的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其疆土从维斯杜拉河Vistula；系波兰境内的大河。一直到大西洋。
在研究法国人为何有些成功时，我们并未发现有什么新奇武器。拿破仑的军械武器几乎同腓特烈大帝时代一模一样。
是有一些新的战术创新，但这些东西在革命战争前数十年内已为军事理论家与指挥官们广泛讨论并部分试用过。从这类创新中可拣出四条来说说：一是把军队组成若干分队，可以同时沿着几条大路行进，使行军速度更高、更加灵活；二是配置一些“自由行动、自由开火”的“侦察（搜索）”队——所谓的“轻步兵”或来福枪队；二是在战场上更灵活地运用大炮，提高它的命中率；四是组成进攻性纵队，取代横列，横列虽强化了进攻性冲锋但不利于防御——也就是说，把薄层改成了厚层。
头两项改革通过改进步兵武器便可达到，这在17世纪末已经开始。当时引进的隧火滑膛枪与刺刀，使每一个步兵在发挥火力与保卫自己两方面都有了更大的独立能力；并可派遣若干配置这些武器的小分队作为先锋队、后卫队或侧翼队；这些小分队可以自我保卫，甚至抵御强大的敌人直到解除危险或撤退。18世纪中叶，这类打前哨战的小分队已很普遍。但直到“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将军彼埃尔·德·布尔赛（P．de Bourcet）才建议全军都应按这些规则组织起来。在《大战原则》（1775年）一书中，他建议把全军分成许多自成体系的“分队”，而不再采取军队整体移动方式，各个分队各自行进，互相支援，但都能单独行动。这样不仅能提高行军速度，而且指挥更加灵活。
因此，在传统的攻城术与供应办法之外，又有了一种新的战略谋划，即以加快速度为前提的小分队互相配合，并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