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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记者或者其他外国人，重庆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连续几个月的雾。从初冬一直到第二年的初春，雾在长江、嘉陵江河谷漂浮蔓延，笼罩着整座山城。在这样的季节，阳光是人们的奢望。
抗战时期，外国记者成了雾都重庆生活的组成部分。
当史蒂芬来到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的秘书时，这位二十一岁的美丽姑娘迷住了这里的不少人。《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杰克•；威尔克斯由她产生了灵感，创作了一组摄影照片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组照片题目叫做“《生活》在重庆的约会中”。史蒂芬被安排成一位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帕尔默•；霍伊特约会的姑娘。这是《生活》杂志的虚构：一对地道的美国人正好在重庆相遇，有了一段浪漫的接触。
史蒂芬和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也有交往。她认识了周恩来，她与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龚澎成了朋友。在外国记者眼里，龚澎是一位美丽、能干的女性。当战后史蒂芬有机会到上海去的时候，龚澎拜托她将出生不久的孩子带到上海，送到龚澎父母家中。这个孩子是龚澎和乔冠华的第一个孩子。龚澎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史蒂芬，照片上的婴孩此时当然不会知道，后来他也会像父母一样，成了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他叫乔宗淮。
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颇让这位年轻的美国姑娘感到兴奋。她在写给朋友兰德的信中说：“我有不少机会见到许多共产党人，和他们交谈。”“我在他们那里吃过几次晚餐，他们到我们的地方来参加过两次聚会。我对周（恩来）将军个人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和叶（剑英）将军及其他人一起谈话，他们的声音不是太大，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他们总是把我看做‘把龚澎的孩子带到上海去的姑娘’来热情欢迎我。”
战后史蒂芬作为自由撰稿人，前往新疆调查国民党军队对当地少数民族的镇压，在返回南京时，死于一次原因不明的飞机事故。她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虚构的重庆时的浪漫，对于她，成了她短暂生命的美丽记录，她不再有可能叙述她在中国的见闻。
1948年12月22日，史蒂芬的葬礼在南京正式举行。参加葬礼的有重庆时期史蒂芬的美国记者朋友克利斯多弗•；兰德、格拉姆•；佩克等。史蒂芬的中国朋友叶笃庄也参加了葬礼。 墓碑是一块长方形大理石。碑上用汉字竖排刻着一段话：“一个好酒量的、年轻而勇敢的、声音干哑而谈笑风生的史蒂芬女士长眠于此。”
碑文是一首诗：
你走了，
回到你来自的地方；
但我们仍然活在
这血腥的、疯狂的、不幸的世界。
你知道，
我们将坚决地战斗到底，
永不罢休。
我们将依然喝着白干酒，放声大笑。
去吧！亲爱的孩子，放心地去吧，
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几年前，叶笃庄先生告诉我，这个碑文是他草拟的。如今，叶先生已因病辞世，谨在此向他表示我的哀思和感激。）
1937…1943年第37节 雾重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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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过去了，被雾笼罩了几个月的重庆，终于变得清晰、明朗。
没有雾的日子，却又成了重庆最艰难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阳光，可以看到天空，随之看到的，就可能是黑压压的成群的日本轰炸机。连续几年中，每当这种季节来临时，重庆都面临日本大轰炸的灾难。
刚从美国抵达重庆不久的白修德，就遇到了日本飞机的第一次轰炸。
White是他的英文名字，白修德是他在重庆的中文名字。白修德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费正清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与斯诺相同的素质，觉得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个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写的一封推荐信，白修德来到了中国，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虽然白修德后来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等反映美国社会的系列著作而闻名，但中国的重庆却是他最初崭露头角的地方。作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八年，他成了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重要事件的目击者。
日军飞机的大轰炸留给白修德终生难忘的印象。即便几十年过去，他仍对当年亲历的重庆大轰炸记忆犹新。在198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重庆在1939年5月3日、5月4日连续两天受到轰炸。今天，在大气层遭到恐怖的历史上，这些轰炸已成为被人忘却的里程碑。但在那时，它们却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从空中进行大屠杀的标志。日本人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历史上首创先例。”
大轰炸是战争风云中最令人们感到悲愤的一页。
那一天，我和新闻部的朋友们一起，离开我们在其中呆了很久的防空洞，到嘉陵江岸边看日落。刚到江边，四面八方的警报一齐响了起来。这时候，只听见从无云的天空里传来一阵嗡嗡声，接着便看见了由二十七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天空。
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顶上，我的视野更开阔了。输电线被炸断，重庆的自来水干线也被炸毁，使大街上积水遍地。没有灯光，只有火光，没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庆旧城的大小山谷里横冲直撞。人人都可以听到大火吞噬竹林时竹节所发出的爆破声，还可以听见吵嚷声，女人的嚎啕、男人的喊叫、婴儿的啼哭应有尽有。有的人往石头上一坐，就颓倒在地，捶胸顿足。我听到背后的山谷里有人在哭喊，有好几次，我见到人们利箭般地从山坡后边冲出，来到大街上，他们的衣服着了火，就在地上翻来覆去打起滚来，把火扑灭。
两年之后，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仍在继续。
出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1941年7－8月份，日本人的空袭激烈而频繁。炸弹遍布重庆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重庆市是在岩石上建造起来的，人们在岩石上凿洞作为空袭掩体。这里曾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当时一颗炸弹炸塌了某个防空洞的入口通道，成千上万的平民被堵在里面。
中国的预报很准，空袭警报系统奇迹般地有效。日本人的情报也不错，因为有一天他们显然是企图击中我的房子，一些炸弹落得很近，把墙震塌了一小块。几小时之内，日本人的电台用中文广播说，拉铁摩尔顾问的房子已被夷为平地，相信他已经丧命。毫无疑问，某些中国人在为日本人效劳。
佩克的画中有不少重庆大轰炸的场面。
大轰炸没有让中国人民屈服，也没有让重庆瘫痪，相反更坚定了人民抗日的信念。
大轰炸也让一些外国记者们对日本军队的残酷有了直接感受和认识。
正是亲身经历了重庆大轰炸，白修德开始形成了对日本的仇视，他在一封家书中甚至这样写道：
但愿我在临死之前能看到东京被炸毁。我想知道，我在重庆见到的那些脑浆迸裂的婴孩能够以某种方式讨回这笔血债。我想让那些坐在东京郊外某座山上的日本记者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狂奔乱跑，血流满地，哭声震天。
国难当头，宋氏三姐妹在多年政见分歧之后，第一次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记者们拍下了这些难得的镜头。
在一张照片上，站在宋美龄、宋霭龄之间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的外国妇女是美国女作家项美丽。
项美丽在1935年来到上海，迷上了东方这座大都市，迷上了中国诗人邵洵美。当时，她是《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者，她正在进行的一个计划是采访宋氏三姐妹，写一本关于她们的书。她在重庆目睹了大轰炸，她在给《纽约客》杂志发回的电讯中说，那些目睹日军轰炸的外国记者们，逐渐形成了“对重庆的责任感”。
有记者回忆说，责任感使他们看重他们职业的分量。对于他们来说，在重庆的最初几年的经历，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不能做任何有利于日本的事情。
1944年，项美丽出版了她写的《宋氏姐妹》，这是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第一本关于她们的书。
当读者翻阅书中的这些照片和文字时，中国的抗战，正在走近尾声。
1937…1943年第38节 雾重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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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