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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的许多电讯都遭到大肆删节。我几次尝试要把西北的八点要求发出来，这也许对西方读者澄清这个谜有一点帮助，但是检查官一个字也不准发。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做新闻。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扣压真正的消息和事实。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像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消息：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张学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杀。南京几乎每天都说西安发生了暴乱。红军诱拐男女少年。妇女被“共妻”。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张学良要求给总司令付赎金八千万元。日本是张学良的后台。莫斯科是他的后台。他是个赤党。他是个鸦片鬼。他是个“死有余辜的忘恩负义之徒”。他是个土匪。
王安娜在上海接触到的传言与斯诺描述的情况相差无几。她每天处在传言此起彼伏的环境中。虽然几天后王炳南拍来电报报平安，但她仍然不能放心王炳南的处境，并且迫切希望投身历史现场。用她的话来说，她认为在西安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他们去完成。在那几天，她在上海的寓所，每天都有中国朋友聚集在一起分析局势。她表示了前往西安的决心。大家都予以反对。前往西安，路途遥远，加之局势不明，她一个女子，孤身一人，还要带着出生才两个月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在北京、上海乃至中国各地的人们对西安发生的事情内幕茫然不知的时候，远在英国的拉铁摩尔——这位后来出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美国学者，同样为中国发生的突变感到震惊，被视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他，也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该如何对公众解释发生的一切。
我在伦敦时，著名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绑架总司令的消息一传来，我就接到《泰晤士报》和当地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打来的电话，他们都提出同样的要求：“你能不能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它意味着什么？”我不得不给他们同样的答复：“我到你们办公室来没有用，因为我不能告诉你们任何事情。我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多。”这是我一生当中惟一一次同时被当地的主要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和共产党报纸请求“开导”他们，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的确如拉铁摩尔所讲的那样，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西安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涉及到某一国家或某一阵营，它实实在在震动着全世界，它所引发的中国政治格局、权力格局、战争力量格局的变化，势必影响整个世界。
1936年第31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4）
7
真正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甚至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在向人们走来。
他便是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顾问、时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1903年来华，1946年病逝于上海，一生的事业都在中国展开。从结识孙中山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宣言》，到独家报道日本关于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从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和顾问，到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其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还有比这更能发挥个人作用的历史场合吗？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西安事变可以看做是改变历史的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那么，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够超出端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有谁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像他这样扮演极为重要的调解角色，从而消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外国人。譬如北伐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曾君临国共两党，被世界舆论视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实际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譬如，曾经一度指挥过红军的德国人李德，其作战思想被认为导致中央苏区的崩溃……但是，在我看来，就个人在突发事件中的关键作用而言，他们仍无法与端纳相比。
斯诺对这一点的看法是客观而准确的。他说：
12月14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这便是中国的国情。一个外国人一旦确立其地位之后，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斯诺的分析，入木三分。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不只从端纳而开始，也不会随端纳而结束。
不能设想，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在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中国，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一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
翻阅《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发现两则与端纳当时活动有关的电文。
一则是12月15日的《孔祥熙关于端纳抵陕谒见蒋介石情形致龙云密电》：“顷接端纳自西安电话报告，昨抵陕，已谒见委座，甚为安适，余人亦无恙。”
一则是12月16日的《何成浚关于端纳由西安回洛阳及其与张学良商谈情况致龙云密电》：“本晚端纳顾问回洛梗况：委座已前往张学良住宅之后楼，本日将移较舒适之处，器具甚好。端曾陪张见委座，所商皆政见问题。委座初甚愤，以后表示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而对方认为无保障，要求孔部长来商此事。现蒋夫人之意，孔有心脏病，不能来。可否由其偕同宋子文先生或顾墨三来西安。今后如何决定，尚不得知，等语。”
仅从这些密电即可看出端纳在突发事件中的特殊作用。
端纳的特殊性还在新闻报道上体现出来。斯诺回忆，张学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国报界发表声明，为自己尚未释放蒋介石做出解释。这份电报曾从西安府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希望由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这一声明另有一份抄件也交给了端纳，斯诺在书中所引用的电文内容，即来自端纳：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很遗憾，听说端纳没有写个人回忆录。二次大战后，他因病死于上海，带走了太多内幕。也许，他早就做出了对西安事变中他为之斡旋的全过程保持缄默的承诺。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中，了解他的行踪和作用。这方面的故事描写已经很多，关于他的传记也不止一种，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人挖掘出他的资料，找到他的日记、信件，我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意外发现。
1936年第32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5）
8
斯诺等外国记者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新闻封锁，如今轮到几个外国人来参与打破。
最先担任西安政府方面电台的英文播音的是史沫特莱。在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