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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比赛活动是频繁的。春秋两季的校内运动会、平时班级之间的各种比赛、校外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运动大会、校际的球赛，在日历上是排得相当紧凑的。由于当时大中学校的一般风气，也由于清华的条件较好，提倡得更着力，清华在这方面也曾头角峥嵘过一段时期；不但在华北，并且在全国，俨然以盟主的姿态出现，比起南方的南洋、约翰，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八日（我记得这日子，因为它恰好是我由于醉心体育运动而不得其道，终于失落一条腿的第一个周年），南洋大学的足球队，于击败南方各大学的校队之后，远征来到清华，一场会战，即铩羽而归。还记得当天中午食堂上空气紧张与推测纷纷的光景，一般出乎主观的愿望，都认为清华必胜，至少主客与劳逸的形势对清华有利；与我同桌吃饭的一个新从南洋转来的插班生却不以为然，大概由于旧有的感情联系罢，认为清华必败。我们在桌上争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南洋输了，这同学也输了，好几天在桌上没有开腔。
为此，当年的清华也曾吸收过一批擅长运动的高等科插班生，但由于插班考试与平时功课比较严格，专靠运动在学校里混混的“武学生”，或职业运动员学生，或向别的学校挖取已显过身手的此种学生——这一类的例子或现象似乎不存在。不过这种学生构成校园内一个特殊阶层的情况还是有的。凡属在体育运动上已表显有成绩而足够某种标准的学生就有资格在特设的小食堂吃饭，这种食堂称为“训练桌”，这又是我在这里临时使用的译名了，当时都用英语呼为TrainingTable，在没有希望参加而又不免艳羡的其他同学则称之为“雅座”。当时清华学生的一般伙食，八人一桌，八菜一汤，半荤半素，用旧时的任何标准来衡量，本是够特殊的了；但“雅座”则有牛奶，有更多的鸡蛋和肉类，据说非此就“训练”不出来，不能为学校在疆场上争光夺彩。这在许多同学看来是极不舒服的，其中有的固然是出于“酸葡萄的哲学”，但一般认为这里面确有问题：一则一般伙食的营养已经够好，没有这种必要，不必要而为之，是浪费，是制造特权；再则提倡体育固然必要，但提倡体育与豢养打手毕竟是两回事。大家当时也看到，美国大学生活方式的又一部分搬到中国来了，美国大学各有其大学运动队（VargityTeam），受到学校的特权待遇，甚至有特殊的衣服，平时一样地穿，在特制的毛线衫的胸前还缝上大学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至于这种衣服一定要用规定的所谓“校色”，是不消说的了。清华当时还没有效颦到这样一个程度，但特制的服装已经有，是白地紫字，因为“校色”是“紫与白”。这种服装，比赛时固然要穿，平时也一样地有人穿，甚至有把旧的多余的送给非运动员的同学作为内衣穿的。在本世纪的最初二三十年，美国大学的体育活动便已发展到一个尾大不掉的地步，连美国自己的电影都不得不加以讽刺。例如有一部片子描绘一个规模很小的大学的种种怪状，第一个镜头就揭示“一座庞大的体育场旁边附带着一个小小的学院”。这种歪风不可能不很快地吹过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当时的清华以及其他大中学校，尤其是教会学堂，在不同程度上，无疑地已受到这股歪风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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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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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得拉回来说。清华的体育，即在当年，积极的一面终究是更大的一面。上面说到它的强迫性，强迫就意味着普遍，积极的一面就在这里。对付当年专啃书本、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班“小老头子”①，就得这样办，才有希望把千百年的积习与堕性加以初步的扭转。因此，当时得益的倒未必全是“雅座”上的座客，而是一般的同学。有了体育馆的设备和形成正式课程以后，这种好处更取得了物质与制度的保证。缺点也是有的，特别是在最初美国人担任指导的若干年里，一般的鼓励有余，个别的指导很不足。我入校不久，就选择了“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方式。不到一年，就出了毛病。我自己总想做个“文武双全”的人，想在体育方面，也出人头地，好高骛远，一意孤行，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但若当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得到一些指导，这毛病与后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想是可以不发生的。
此外，又曾推行过一段时期的课间操，每日上午十分钟，也还有意义。像其他中学一样，也曾搞过英帝国主义者贝登鲍威尔所“创立”的所谓童子军，设备很齐全，解放前的末任校长梅贻琦早年还担任过清华童子军的一员教官；这就不值得多说了。
下面可以一叙完全不属于课程范围的各种活动了。
首先是各级级会和后来的全校学生会。两科八级一开始就各有级会，当时每级的学生不多，最多的不过七十多人，遇事开级会决定。平时有个小小的执行机构，有间小屋子，可以洽办事务，也供同级看些书刊。照说，级会的组织该在学校与同学之间起桥梁的作用，把学校的意图与同学的要求沟通起来。事实不是。说它提供了练习组织与办事的机会罢，有一些，不多，只少数几个同学有此机会。大抵会说话的当会长，写字写得好些快些的当书记……每年总是这几个人，变动很少。练习组织也只是个形式，主要是在开会时练习，开会的次数不少。章程的拟订、通过、修正，人员的选举，提案的处理，包括提议、附义、修正、搁置或最后表决，等等，一切模拟议会政治那一套，倒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一九一九年起的学生运动向学校争取到全校学生会的组织后，有了明确的全校代议机构，称为“评议会”，由各级会推选一定名额的“评议员”组成。从此，一般对这一套开会的清规戒律更熟悉了，少数被选进领导机构的同学当然是尤其熟练。熟练也正是被推荐的重要条件之一，其中不止一个现在是我们全国政协的委员，有时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还不免以此自豪。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讲所谓三权鼎立，明月三分，同学们勉力效颦，到此算是已得其二，就是立法与行政，司法则一直归学校掌握，直接的主管部门是“斋务处”。但一九二○年后，同学通过学生会提出要求，一度成立了所谓“学生法庭”，选出了审判官与检察官。学校还居然拨了一笔钱，为法官们缝制了“法服”。我就曾当过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检察官之一，峨冠博袖、大摇大摆地在同学们面前炫耀过一番。但似乎连一桩民事案子都没有处理结束，就收场大吉了。当时因何收场，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碰上又一度的学生运动的浪潮，大家无暇于这一类粉饰太平的把戏了。当时盛传美国有几个大中学校搞“学生共和国”的试验，十分新鲜，清华师生中颇有人想如法炮制，也曾鼓吹过一番，当然更是空口说白话了。如今回想，即使这一整套都学会了，学像了，又将怎样？如果一个人认为猴戏值得一看，那就要看真的，要看大的，美国的政治舞台就一直在开台上演，并且愈演愈烈，也愈空虚。当年的清华也曾极小规模地“沐猴而冠”过一番，但实际上始终受着北洋政府外交部所指派的包括美国使馆的一个参事的三人董事会和这会所任命的校长——的统治，师生们何尝真正有过提供改进意见的机会？学校行政对待学生的官僚主义和同时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