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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室的门都开向当中的大厅，厅中北部一个大柜台，这是通向书库的总出纳处。较专门一点的书，得向这里用借书条递进书库里去取，北大图书目录片虽尚未编好，但也有一种特殊便利，你只要开出书名、著者、版本送进柜台，管理员自会替你去找，不必自己弯腰驼背地去翻目录片，北大藏书相当的丰富，我常为着一些问题，动员好些版本的正史。从检查便利的开明版二十五史起，到五洲同文本、汲古阁本、局本、殿本、百衲本、明南监本，以至于元版宋版，得心应手地取来，而每每因之查出许多世传的讹错是由于后来版本之误刊，这种快乐是很可珍贵的。
有一次陈受颐先生领我们进书库去看有关中西交通史的书，上上下下走了一遍，他时而拿起一本大而厚的洋书来，里面的字花花哨哨的我认不得；时而捡出一本金碧辉煌文字像画图似的经典来，说是十五世纪欧洲修道院的手抄本；时而拿起一堆小小六十四开的本子，说这是在巴黎冷摊上访来的，全世界只剩下了几部；时而拿起平平凡凡的一薄本，说这是全东亚（包括日本）唯一的一册。我只有张大了嘴惊叹，敢情北大还有这么许多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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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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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善本书部，一眼看到架上卧着的一部“第一奇书”，我不禁微微的笑了。介绍北大自然不应当忘记了它。
这还是那年冬天，图书馆里生着暖暖的水汀，在阅览室里看见一年级几个平时乱蹦乱跳的小弟弟们，忽然都一动不动地捧着本大大的线装书在用功，两只眼直钉在上面移动，微微的有点晕■，脸上红红的，像是在吃着一种醉人的甜果。叫了他们一声，抬起头来笑了笑，又低下头去，有点懒得多说话，也懒得动。“什么迷人的东西？”劈手抢过来，原来是第一奇书，还有图呢。我另捡起一本站在旁边看，慢慢的就着他旁边坐了下去，这一坐就坐了一个多钟头。还好，就凭着这一次偶然的巧遇，我见识了北大这著名的校宝，到北大来而不看一看它，是有一点对不起自己的。
其余的宝物还多得很，现在大概全部被敌人掠夺了。我们不要忘记在第二次马关条约时，清算这一笔要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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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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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最后两年，因为热心于学生会的活动，和罗努生、何浩若、时昭瀛来往较多。浩若曾有一次对我说：“当年清华学生中至少有四个人不是好人，一个是努生，一个是昭瀛，一个是区区我，一个是阁下你。应该算是四凶。常言道，‘好人不长寿’，所以我对于自己的寿命毫不担心。如今昭瀛年未六十遽尔作古，我的信心动摇矣！”他确是信心动摇，不久亦成为九泉之客。其实都不是坏人，只是年少轻狂不大安分。 ——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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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潘光旦：工业教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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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是建国大计中一个最大的节目。维新以来，对国家前途有正确认识的人士，一向作此主张。晚近自抗战以还，更自《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以后，这种主张更有成为天经地义、家喻户晓的趋势。这是应当的。如果这种主张，不成为国人上下日常信仰的一部分，前途便有推行不力与推行不广的危险。
不过，认识与主张是一回事，推动与实行又是一回事。工业化的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决非立谈之间可以解决。约而言之，这期间至少也有三四个大问题：一是资源的问题；二是资本的问题；三是人才的问题。而人才问题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组织人才；一是技术人才。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或只靠专家，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实际上工业的资源，并不见得丰富。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就并不简单。资本也谈何容易？抗战期间，英美要我们并肩作战，在财力上已经帮了不少的忙，一旦抗战结束，建国的大业真正开始，同盟国是否肯继续，以至于加强在这方面切实的资助我们，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不过以一个多年从事于教育事业的人，所能感觉到的，终认为最深切的一些问题，还是在人才的供应一方面。
我认为人才问题，有两个部分：一是关于技术的，一是关于组织的。这两部分都不是亟切可以解决的。研究民族品性的人对我们说，以前中国的民族文化因为看不起技术，把一切从事技术的人当做“贱工”，把一切机巧之事当做“小道”，看作“坏人心术”，所以技术的能力在民族的禀赋之中，已经遭受过大量的淘汰；如今要重新恢复过来，至少恢复到秦汉以前固有的状态，怕是很不容易。①组织的能力也是民族禀赋的一部分，有则可容训练，无则一时也训练不来。而此种能力，也因为多年淘汰的关系，特别是家族主义一类文化的势力所引起的淘汰作用，如今在民族禀赋里也见得异常疲弱；一种天然的疲弱，短期内也是没有方法教他转变为健旺的。②这一类的观察也许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但无论错误与否，准确与否，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很大的效用，就是刺激我们，让我们从根本做起，一洗以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弊病。所谓从根本做起，就是从改正制度、转移风气着手。此种转移与改正的努力，小之可将剩余的技术与组织能力，无论多少，充分地选择、训练而发挥出来；大之可以因文化的价值的重新确定，使凡属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的人，在社会上得以抬头，得到社会的拥护和推崇，从而在数量上有不断的增加扩展。
改正制度与转移风气最有效的一条路是教育。在以前，在国家的教育制度里，选才政策里，文献的累积里，工是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惟其不入流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如今如果我们在这几个可以总称为教育的方面，由国家确定一些合理的方针，切实而按步就班的作法，则从此以后，根据“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颠扑不破的原则，工的事业与从事此种事业的人，便不难力争上游，而为建国大计中重要方面与重要流品的一种。
这种教育方针，前途固然缺少不得，但也不宜于狭窄。上文所言合理两个字，我以为至少牵涉到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工业理论的；二是关于工业技术的；三是关于工业组织的。三者虽同与工业化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却应分作三种不同而互相联系的训练，以造成三种不同而可以彼此合作的人才。抗战前后十年以来，国家对于工业的提倡与工业人才的培植，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我认为还不够，还不够合理。这三种训练与人才之中，我们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西洋工业文明之有今日，是理工并重的，甚至于理论的注意要在技术之上；甚至于可以说，技术的成就是从理论的成熟之中不期然而言地产生出来的。真是着重技术，着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