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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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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历克斯是1941年来向我要求参加工作的。他受过军事训练,富有冒险精神,爱好活动,因此适宜担负最危险的任务。但是,情报中心迟迟没有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工作。这样.他就参加了另一个战斗组织。
  我被捕后不久,别动队对他发生了兴趣,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破译的密电上。我设法把事情拖延下来。因此,阿历克斯得以逃脱盖世太保的调查。我的干预本来有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发生作用,可惜,西班牙反间谍机关向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提供了他的照片,并指出这个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个“特别危险分子”。
  一旦被捕,阿历克斯会立即被送交西班牙当局。有一个时期,我居然把别动队的调查引到法国南方去,而我知道他就躲在巴黎。他周围的包围圈愈缩愈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越狱了。我头一件事就是给他报信。我劝他加入一个游击组织,他则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山打游击。我告诉他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于是,他向我建议:“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断绝以前的所有关系,协助你工作。”关于他提出的断绝以前的关系,这是最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之间的协议定了下来。我还在布尔·拉·雷尼的白宫养老院时,我们就拟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特别监视组。一开头,阿历克斯应建立一个六个到八个人的小组,每人都须担负特定的工作。但是严格规定,他们之间,互不认识。任务是步步注意别动队的活动,识破它的阴谋,想法予以对付,给有危险的人报信,帮助他们逃跑,建立必要的联系等等。
  1943年10月底,我在吕丝太太家再见到阿历克斯,他并没有虚度时间,同共产党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五名有经验的战士随时准备行动。我知道阿历克斯很有办法,便要求他给我搞张身份证,证明我在法国北部经商,出生的村子已经被轰炸摧毁,市政府被夷平,民政档案全部失散在废墟里。
  除此以外,我这个不幸的工业家还失去了亲戚,朋友和家园。
  阿历克斯·勒索沃尔和我决定以后在一个新的地方会面,吕丝太太正在为我们寻找这个新地点。
  自从越狱以来,我主要关心的是设法使莫斯科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这是我全力以赴的。我写了两封信给潘维茨。通过审问乔琪·德·温特,他对我的意图就更加想入非非了。乔琪严格按我的指示办事。原先说定,万一被捕,她就假装对“大赌博”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窍不通。她证实了我给潘维茨信里所写的一切,又说,我常常谈到单独媾和,还经常提起卑斯麦克。
  可是,潘维茨知道“大赌博”的成败取决于我是否积极参加进去。他相信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这时,他十分着急,这对我是有利的。为了充分加以利用,我便在苏珊,斯巴克被捕后,给他写了第三封信,提醒他被捕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获释。我还威胁说:  “如果你不释放人质,我就毁掉你的‘大赌博’。”为了不让人对我的决心有半点怀疑,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再次勒令他照办。以后事实表明;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满足。但别动队队长却惊慌失措起来。
  我刚刚再遇到阿历克斯·勒索沃尔,他便给我看一份意料不到的文件。
  “你瞧,”他对我说,  “这是你朋友的一份礼物。”
  礼物! 这不过是一份电报的抄本,是发给所有警察机构的:“搜索让·吉尔伯。曾打入警察组织,为抗战效力。
  已携带证件潜逃。无论如何必须予以逮捕。有事向拉方报告。”
  附在这通知上的有我的照片,是我被捕后,从盖世太保那里拿来的,还有关于我本人的详细描写。说是凡提供线索的都可以得到重赏。同时,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盖世太保
  和德军情报部的所有部门,德国的一切行政,经济和军事组织祁收到这通知书,还附有我的照片,上面注明:  “潜逃间谍.极其危险。。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潘维茨的行动表明,他对我使用的战略,有了一个转折。
  我和阿历克斯研究,什么东西促使别动队队长改变办法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迄今为止,潘维茨及其喽罗把追捕我的工作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避免惊动法国警察和占领军。他确信我逃跑后并没有能够同情报中心联系上,便试图使情报中心认为我完了。关于这个意图,我们是有证据的,因为,我们知道,肯特奉命向情报局长发了一封电报,说我逃跑了。按照潘维茨的想法,情报局长就会因此发现我曾经被捕,就不再信任我了。他希望,由于把我说成是潜入警察内部的一个挑衅分子,抗敌组织就不会再理会我了。把拉方这个名字加上去,目的是把这件阴暗的事情搞得更混乱。
  这就是潘维茨的意图。我不会忘记他的主要野心是要把我抓住。此后,所有德国大兵,警察部门的大小喽罗,受豢养和驱使的投敌分子,形形色色拿津贴的特务,一直到垂涎那些赏金的家伙,都奉召追捕我和告我的密了。眼睛尖的人,记性好的人随时都威胁着我。幸而我的外表,同盖世太保
  散发的照片,大不一样了。我的脸庞已经没有过去丰满的线条。我还蓄了大胡子,带上了眼镜。另外,吕丝太太给我找到了一个窝,符合安全原则的一切要求:1943年11月,我安身于梅尼大街里昂信托银行的一个职员家里。
  人家把我的身世说得同当时的情况完全相符:我在世上孤苦零丁,一身是病,时运不济。在一次空袭下,我失去了所有家人。我在楼梯上遇到的邻居,道听途说,得知我的不幸遭遇,都对我表示极大的怜悯。我的房东让先生是个单身汉,可惜我忘记他的姓了。他是个沉静、聪明的人,我同他很合得来。他远远没有想到他收留的是个什么人。我栖身的地方显得这样可靠,这样舒适,我就住在那里,直到1945午1 月才到莫斯科去。    潘维茨从我给他的上一封信中,听到了我的呼声。由于害怕我向情报中心揭露“大赌博”的真相,便接二连三地释放一些人,与此同时,又放出所有的鹰犬来追捕我。1944年1 月8 日,他又让人在报上刊登广告,明确地说:“帕特里克身体很好,已经回家了。”不久后,奎里一家都恢复了自由,梅太太原先被判了死刑,后来,好象是由戈林亲自决定,也得到同样的优待。
  别动队队长的主意真是层出不穷。这个时候,他又搬出一种新的战术来,是正统的办法,但极为危险。他把我理应认得的或理应曾经认得的人,都进行了统计,并威胁他们,如果我来访时不报告,就要把他们逮捕。阿历克斯和我一知道这种敲诈,便马上列出可能受到注意的人的名单来,并派人给他们报信。
  我询问了以往的老相识,证实潘维茨的威胁是真的,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了。我们访问了一家内衣商店的女业主,我认识她多年了,她的店子就在豪斯曼大道,西梅克斯公司的对面。她告诉我们说,好几个人,其中我们认出有肯特( 根据她给我们的描写,是肯定无疑的) ,他们到她家里来,并把交易摆在她面前。她给吓坏了,便答应了他们什么时候见到我,就向他们报告,并把我拖住,等他们到来。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教师也受到了同样的敲诈和威胁。当我还以比利时工业家面目出现的时候,她在皮加尔广场附近租过一个房间给我。那个可怜的女人看见我站在她面前,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她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又是肯特,来给她看了派出所所长的证件,念了贝当元帅的一封信,鼓励那些“好法国人”告发他们国家的一个凶恶的敌人,名叫吉尔伯先生。贝当的名字把这个女人吓唬住了,因为她很相信贝当的胡言乱语,但是她总疑心这封信是假的。肯特和他的同伙逼着她签了一份声明,证明她读过这封信。他们又想起了我以前曾留下一个行李箱在她家里,就命令她采取那家内衣店的女主人的办法:也就是说,见到我面时,就到楼下打电话,同时留我坐一会儿。
  我们的访问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吓成那个样子,叫人看了真难受。
  “要是他们又来了呢,要是他们又来了呢,〃 她不停地一再说,  “要是他们知道我不报告……”
  我体会到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因为我的缘故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许,再来一次调查,她身体就会吃不消。
  “请听着,”我告诉她说,  “我们一出门,你就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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