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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正是由于“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渊源，“文革”后期，水拍的处境突变，由贺兰山下牧牛的“阶下囚”忽然得到起用，实际上就是如人们惯常说的：上了最后一班贼船，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错事。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书册中黯然无光的章节，好些熟识的同志都为他惋惜、慨叹，正应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句老话。
粉碎江青一伙以后，他在悒郁愧悔中过了几年，直到病逝。那几年中，他还时而给我和副刊主编姜德明来信，对某期版面或某篇文章提些意见，仍似他以前看大样时一样。
三
1960年，袁水拍调到中宣部以后，陈笑雨同志由中国作家协会调来报社担任文艺部主任。那正是党中央对“大跃进”以来引起的严重经济失误进行全面调整的时候，文艺政策自然也随之而进行必要的调整。笑雨一上任就面临贯彻文艺政策调整的宣传任务。他富有组织才能和领导工作经验，出题目、约作者、举行座谈会收集意见，都井井有条，逐步落实。更由于当时文艺政策的调整虽然是初步，但毕竟合乎文艺界民心，所以得到热烈的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报社文艺评论数量多、水平高，反映了当时努力纠正“左”的错误、贯彻“双百”方针的盎然春意。比如，在文艺评论版用显著地位和相当多篇幅高度评价新编戏曲《李慧娘》，评论齐白石的书法篆刻艺术，都是过去不可能做到的。笑雨本人是文艺评论家，是行家里手，他自己也常动笔，写出见解鲜明、说理透彻的评论。有些观点，以今天的标准看，未必有多少出奇之处，但在六十年代初，却需要一点胆识。当时评论界盛行为一些文学艺术作品随意贴上“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标签，他却热情称赞《朝阳花》有“革命的人情味”；为一幅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宣传画《我们爱阿姨》写篇短文，题目就叫《崇高的母爱》，肯定它“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在柯庆施、张春桥等人别有用心地鼓吹“大写十三年”的喧嚣声中，他在文艺评论版上同这种“左”的谬论针锋相对，发了一系列文章，评论电影《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长篇小说《红岩》和其他反映“十三年”以前时代的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澄清了是非界限。
也是在政策调整、思想活跃的背景下，报上开辟了《长短录》杂文专栏。笑雨同我们商量，学习《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形式，约请夏衍、廖沫沙、唐、吴晗、孟超五位老作家合作撰写，从1962年5月到12月，一共发表了三十多篇。它们针对当时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从不同侧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原则，对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不良倾向、不正之风，提出一针见血而又与人为善的抨击和批评。当时笑雨拟定并经编委会讨论通过四条方针：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长知识。这四条，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显示它的深刻性和正确性。然而，“文革”恶风一起，《长短录》就被林彪、江青一伙的御用刀笔吏点名，判定为“报社内部反党分子和社会上反党分子结合的产物”，笑雨同那五位作者同时陷入罗网，而且竟被迫害致死。
书生办报—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3）
1966年8月24日，报社大楼中突然刮起一阵揪斗殴打“黑帮”的恶风。笑雨已于前一年以“不适合在报社工作”为借口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仍然被“造反派”揪回报社，每天在办公室写罪行交代材料。那时我也已经靠边检查，每天走过他坐着的办公室，总见他有时伏案疾书，有时双臂支撑双颊，望着室外沉思。他确实在认真地检查在文艺宣传上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但是，“造反派”们不满意，认为他回避“利用《长短录》进行反党活动”这个“要害”，因而时时呵斥他态度不老实。那天下午，他和其他一批“走资派”被揪到五楼大礼堂，跪在台上，一批人围住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满楼乱哄哄，有的狂喊乱叫、有的挟嫌泄愤、有的幸灾乐祸。但也有不少同志义形于色，满怀激愤，却被阻于人墙之外，无能为力。这样闹到晚上十时左右才告结束。台上台下的人也悄悄离去。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复兴门外真武庙附近的水塘边，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给他的夫人黄寅留下一张十二个字的纸条：“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今天读它，仍令人酸鼻。
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蒙受浩劫的十年中普通的一天。就在同一个黑暗的深夜，老舍先生自沉于京城的另一片水面太平湖。
有关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三位同志的事，可写的、值得写的实在很多很多。文艺部许多老编辑都难以忘怀那十几年岁月，至今闲谈起来，虽如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但大家还是津津有味，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三位是小说家、翻译家、诗人、评论家和杂文家，都具有书生气质和文人丰采，作风各有不同，秉性也有差异，但对工作都是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不敢有所逾越。尤其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作为文艺部领导人，又处在极其敏感，极其尖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漩涡中心，他们经常怀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沉重感，光风霁月中不免要出现些冷色，也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印记吧。那十多年中，在他们的领导下，文艺部全体人员团结友爱，群策群力，相互支持，通力合作。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进行几次政治运动，先后使一些同志受到伤害，但多数时日，是友好、宽松、和谐、融合的。这不能不说同这三位书生领导的品格、作风有关。他们都热情鼓励大家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倡编辑人员有计划地钻研文艺理论。陈笑雨还在部内实行编辑每人每年有一个月读书假，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同志业余创作和研究，使同志们都感到如坐春风、深受教益。至于我个人，十多年中先后朝夕相处，他们三位都比我年长，既是良师益友，又是后辈同行，得到的帮助和教育更多些。十年动乱后，受命接班，努力跟前人的脚印走，只是限于水平，力不从心，至今长怀愧疚之情。
风雨诗心——赵朴初在“文革”中（1）
赵朴初老人2000年5月驾鹤西归，忽忽已是四年。2003年深秋，因事未能去安徽参加纪念赵朴初学术研讨会，聆听各方专家宏论，深以为憾。友人从会上回来，捎给我有朴老照片和手迹的精制挂历，摩挲之际，缅怀老人音容笑貌，恍惚仍在眼前，禁不住一阵阵伤感。
赵朴初老人不仅是国务活动家，精研佛法的宗教界领袖，也是诗词曲和书法大家，用散曲体裁写现代题材讽喻时事，更是他的一绝，开散曲的一代新风。六十年代初的《某公三哭》，传诵一时。“文革”大动乱中，由于他是国际文化界尤其是东方国家的知名人士，得到周恩来总理竭力保护，免于受林彪、江青一伙及其党羽们更多的残酷迫害，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那些年天昏地暗，雨暴风狂；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的心情一直很不好，目睹时艰，忧心如捣，这位忠贞正直、爱国爱民的老人，只能将满腹忧思一怀愁绪，都付与诗行词句，片楮零笺。
我长期在报纸副刊工作中，请他为报纸写稿，多半有求必应。“文革”后期，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机会同当时尚能参加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的几位先生恢复交往，在动乱年代是十分难得也堪以庆幸的事。“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政治气氛发生很大变化，人们闷郁了好几年的心情渐渐活跃。另一位老诗人林林那时与我同住北京安定门内净土胡同，他从“五七干校”回北京治病，我们在那“一方净土”中时相过从。林老多次约我联袂去赵朴老寓所造访，清茶一盅，纵谈时局，怀念旧友，臧否新贵，无虑隔墙有耳，不怕小鬼敲门。苦中作乐，就如《诗经》所唱：“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灰黯年月中就算是难得的时刻了。
有一次，谈起周恩来总理，都为从报纸照片中看到总理日渐消瘦而担忧。朴老走到书桌屉边，打开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