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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恶习。五十年代初期，报社办公室分散，有一部分在王府井大院以外，如文教组就在大甜水井胡同西口一个院子里。淡秋常是往返于他所领导的几个部门办公室之间，参加部门工作会谈，同有关编辑谈稿件，同编辑记者谈心。作为副总编辑，他不仅对主管的几个部进行从原则到具体的领导，而且自己提笔动手写重要社论、修改稿件，使一些原稿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采都有所提高。这一点，尤其使编辑记者们心折。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受到这方面的教益，至今还留下清晰的印象。
为了报纸的编辑和行政领导工作，这位三十年代就从事文学工作的老作家、老翻译家，几乎完全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和翻译事业。从早到晚，他的精力和心血，都耗费在原稿、小样、大样的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鬓发悄悄变白了，视力渐渐衰退了（到晚年发展为严重的白内障），但他总是孜孜不倦，终日辛劳，如一头老黄牛，很少为个人文学生涯的中断表示过怨艾。
然而，正是他主持报纸文化宣传的那些年，思想战线开始进入多事之秋，步入坎坷崎岖的险途。接二连三的批判，大都从文艺界发难，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阵阵暴风雨轰然而至，一次次使人们震愕、迷惘、惶惑。严峻的形势和紧张的气氛，自然不可免地要波及到报社大院里来。淡秋同志的工作，正处于急剧变幻的漩涡中心。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却因此常常跟不上形势，被指责为“右倾”，被目为不可信任。
大约是1955年初，不知道为了什么缘由，淡秋的副总编辑职务突然被悄悄免去，专任文艺部主任。我们不知内情，那时也不兴打听小道消息，只得心中纳闷。但很清楚，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处置，而报社编委会是无权作出这种处理的。淡秋本人可能心中有数，也可能并不清楚，但他处之泰然，坦坦荡荡。他历来就对被某些人热衷计较的等级、职位之类淡如秋水，轻若浮云。而且他党性修养高，从不随便议论不该议论的事。在受到不公正的讥评和责难时，他常常不置一辞，不计较个人荣辱，把委屈咽到肚里。他本是一个热情豁达的人，和同志们相处时，总是谈笑风生。然而，当凌厉的风霜扑面而来的时日，他那和蔼慈祥的面容偶尔也会出现沉重惶惑的神色。有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斜靠在椅子上，对着窗外天空凝神默想，心中不免有点凄然。但我知道，这种时刻，任何人想探索他内心的波澜，都是徒然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有多少忠心耿耿的老同志心中，经历过类似的难以平静也难以描述的波澜啊！但也许正是这种“温良恭俭让”的书生气，招来自身的厄运，使某些心术不正的顶头上司得以翻云覆雨，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正直的书生遇到巧佞的政客，那结果，比“秀才遇见兵”要坏上一百倍。
1958年，由于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徐懋庸大量杂文的牵连（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他终于调离报社，去浙江先后主持杭州大学和省文联工作。我们一方面感到惆怅，另方面又为他宽慰。他终于归队了，回到文艺战线上了。他的气质，本来就是一个革命的书生，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哪能适应那种错综复杂、变幻多端的环境呢？以后几年，他以大学校长和作家身份再来北京参加会议时，神情和心绪就迥若两人了。他会滔滔不绝地介绍浙江文艺界情况，纵谈大学文科教材的得失，讲到杭州大学有名的“三陈”（陈学昭、陈修良、陈企霞），尽管是上过报的“大右派”，但他还是请他们到大学里来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说话时神采飞扬，恢复了“左联”老作家的情态。
但他终于逃不脱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抛”了出来，罪名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干将”、“三家村代理人”，从他家里发现了一本由作者邓拓签名请“淡秋同志指正”的《燕山夜话》，更使“造反派”如获至宝，认为发现了铁证，逼他交待参与“三家村”反党阴谋的罪行。于是，无休止的挂黑牌游街、揪斗会的消息，时有传来。我们实在不敢想像他那瘦弱的身躯，怎禁得起暴虐的棍棒和皮带！
从此消息沉沉。直到四五年后，才从杭州来的友人处听说他已从“牛棚”放回家，但尚未分配工作。1972年春天，姜德明兄和我去杭州出差，我们事先给这位老领导去信，说我们到后一定去看望他。他果然早早就买好一瓶加饭酒放在家里等着了。难中重逢，分外亲切，他对自己那些年的遭遇讲得很少，却向我们一一打听报社许多老同志，问老邓去世的详情，问胡绩伟、李庄的近况，有没有“解放”？有没有工作？问起文艺部的几乎每一个同志，包括老干事文林。这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淡秋虽已离开《人民日报》十多年，报社的许多同志都还在他的心上。
书生办报—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2）
二
林淡秋领导文艺部工作时，文艺部主要负责人还有袁水拍，水拍是诗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以《向日葵》、《马凡陀山歌》名噪大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他并没有一般人心目中那种多愁善感、落拓不羁的诗人气派，相反，却更像一位拘谨谦恭的恂恂君子。“诗如其人”这句话，对他并不确切。解放前在大后方和上海，朋友们都昵称他为“水老”，其实，他那时才过三十岁，却老成如中年人了。
水拍为人处世，具有学者型的严谨风格。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的工作笔记最多最详细，连部里开工作会、党支部会、学习会，他都详细记录。尤其对来自领导部门、领导人的指令，都是立即照办，不打折扣。即使做违心的事，写违心的文章，也极其虔诚、坚决。例如1951年报纸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旨意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要人民日报社派袁水拍带领一个“历史调查团”去武训故乡调查，名义上由他带队，实际上是化名李进的江青在团中操纵一切。那个“调查”，纯粹是先下政治结论、再去找寻证据，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想像推论。江青在调查过程中，指手画脚、飞扬跋扈；水拍则处处忍让，委曲求全。又如1954年10月报上开展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毛泽东主席决定发一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最初考虑用社论形式，叫水拍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最后决定署袁水拍个人名字。水拍再三恳求不署他个人名字，理由是此文从题目、内容到文字，主要都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请求未被批准，终于仍然用袁水拍的名义发表了火药气很浓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像一枚重磅的炮弹，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当然不少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袁水拍并非真正的作者。但也有人据此在座谈会上对他个人进行猛烈攻击，口口声声“《质问〈文艺报〉编者》的作者袁水拍”如何如何。我当时就坐在他身边，我看他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心情复杂，如同哑巴吃黄连一样。
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艺战线的批判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大都从《人民日报》上打响第一炮。在硝烟弥漫中，《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这个角色很不好当。但是水拍总是小心谨慎，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个宣传任务。他总是坚决贯彻来自党中央、中央宣传部的方针、政策和新精神，而且常常是立即执行，不打折扣，很有点雷厉风行的味道。但他同时仍然要以诗人、评论家的身份同文艺界朋友交往。在弓弦越绷越紧的气氛中，要达到没有隔阂、倾心交流，不大容易。但是据我从旁观察，水拍在那个时期中，同文艺界人士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六十年代初调到中宣部担任文艺处长（那时不称“文艺局”）之后，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那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就在于他的真诚。文艺界朋友同他接触，不仅看到作为党报文艺宣传负责人的严肃，还有作为诗人的真情。有时，报上的言论和文艺批评，未必符合实际，也未必使人心服，但是人们还是能予以谅解。严厉批判不会由他发起，自然也不能由他负主要责任。
可能正是由于“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渊源，“文革”后期，水拍的处境突变，由贺兰山下牧牛的“阶下囚”忽然得到起用，实际上就是如人们惯常说的：上了最后一班贼船，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错事。这不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