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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们两三个上夜班的同事正在办公室议论“督军团”的妙喻，工友又照例递来一只信封：“蚯蚓眼来哉！”我抽出一看，是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启事：东风先生近有平津之行，《蚯蚓眼》暂停。”
我看到了这则启事，不禁满腹狐疑：《蚯蚓眼》问世五个月，从未停过，这一“暂停”停到什么时候呢？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姚苏凤先生，说夏公来了这么一个“启事”，我建议如果时间不长，等他从平津回上海后接着发稿，似可不必登“暂停”启事。苏凤先生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还是照发吧。他说暂停就暂停吧。”
这则“暂停”启事，在6月16、17日连登两天。从此《蚯蚓眼》再未出现，“暂停”成了绝响。好久以后才知道：所谓“平津之行”是个烟幕，夏公是奉周恩来同志之召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去了。
三、借“小品文”呼唤杂文
夏公笔耕七十多年，真是著作等身。不完全的统计，从1927年出版第一本翻译德国倍倍尔所著《妇人与社会》起，到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四卷本《夏衍选集》止，六十年间，共出版创作和翻译著作至少在八十种以上。还不包括大量未及搜辑编集的作品，包括电影剧本、影评、剧评、政论、杂文、小品、随笔、通讯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连他本人也记不清用的什么笔名，发表时未得保存，因而无从查考。七十多年中，他写了恐怕不下一千万字。廖沫沙同志说过：“夏衍同志的写作能力简直是无限。”“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见《夏衍杂文随笔选集》代序。）
但是，如果将所有电影、话剧、小说、散文等方面的创作和翻译的书稿统统加在一起，可能还不到他全部写作字数的一半。另外一半以上，则是政论、时评、杂文和随笔。他写的数量最多、时间最久的，是杂文。他终生念念不能忘情，总是丢弃不下的，也是杂文。杂文是夏衍全部文学生活中重要的、辉煌的篇章，是他全部生命中一个血肉组成部分。在一位毕生为国家民族呕心沥血的文化战士手上，杂文最善于感时咏志，直抒胸臆，最易于表达强烈爱憎，剖析是非黑白，最便于宣泄忧患情怀，也最能直接地赞颂光明、真诚、善良、正义，鞭挞黑暗、奸诈、邪恶、腐朽。
1954年初，《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带领一个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学习“老大哥”《真理报》的全套经验。回国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真理报》经验的长文，其中有一篇就是谈《真理报》小品文的。其实，《真理报》上这种讽刺性的纪实文体，同我们的杂文有许多差异，更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古典的明清时代的或“五四”以后的小品，不知那时怎么会译成“小品文”三字？不过，在学习《真理报》蔚然成风之际，借用他们的“小品文”来振兴一下我们有中国特色的小品文，未尝不是一个契机。因为那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上，早已很少出现杂文了。
我在1952年底奉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顶头上司林淡秋和袁水拍同夏公过去都很熟。我们知道夏公在上海很忙，但仍然去信表示衷心的愿望，希望他就这样的题目能写一篇文章给《人民日报》。这愿望果然没有落空，文章很快就寄来，就是1954年5月16日发表的《谈小品文》。
夏公一开始就点明这小品文并非照搬苏联货：“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新的文体，其实，我们过去习用的所谓杂文或者杂感一类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小品文。而杂文或杂感，则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早就是我们进步文学向各种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种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我们思想战线上最优秀的战士——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鲁迅都是最卓越的小品文作者，都是最有效地运用这种武器打击了敌人的能手。”他又说，小品文是匕首，是投枪，它的功能是一针见血。
杂文（小品文）作家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和修养？他认为有三条：第一是鲜明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第二是旗帜分明的爱憎，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和强烈的对于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的憎恨，以及从这种强烈的爱和憎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情不自禁的“不能已于言”的真情实感；第三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所应有的文学素养、精炼的文体、讽刺和幽默才能、深刻的生活经验和广博的社会知识。他殷切地呼唤作家们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对于一切阻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一切阻碍进步的旧思想、旧势力展开剧烈的斗争，而不要视为畏途，更不要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缄口不言，怕负责任。
话是这么说，实行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时代毕竟同鲁迅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即使有夏公这样的老杂文家的呼吁，有《真理报》可以借鉴，杂文的振兴仍然姗姗来迟。对电影《武训传》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刚刚过去，从1954年秋天又连续进行了对《红楼梦》研究倾向、对胡风和胡适的“大批判”，政治气氛逐渐严峻而凝重。在这种气氛中，杂文家即使有“不得已于言”者，下笔之际，不免也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的，所以仍是寥若晨星，难得一见，即使偶出一两篇，也是坐而论道，四平八稳，很少尖锐泼辣，旗帜鲜明。直到又过了两年，党中央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以后，情况才有好转。夏公本人，也才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后恢复的副刊上，发表他在《人民日报》上的第一篇杂文。
四、《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
1955年7月，夏公由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从此，我见到他的机会就多了。除了文艺界的一些集会外，我那时还有一项固定的工作，即作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人员，同新华社总社文教部一位编辑一起列席文化部的部务会议，因而总能定期见到夏公。因为《人民日报》从解放初期开始，形成一条不成文法：报纸关于文艺的宣传报道，在接受编委会领导的同时，也接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中宣部主要是副部长周扬、文艺处（当时不叫文艺局）处长林默涵经常指导文艺思想、方针、政策方面的大政方针和报纸上重要的选题计划，审定有关文艺方面的社论。而日常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宣传报道，则更多地依靠文化部及所属各个业务局的指导和帮助了。
夏公是办报纸的行家里手，他最懂得舆论的作用和威力常常比行政命令、开会布置、发文件、做总结一类的领导方法大得多。他对报纸文化艺术宣传的指导，常是最及时、最具体也最细心的。比如有一次部务会议讨论故宫博物院工作，郑振铎副部长慷慨陈词，从故宫博物院防火设备落后状况说到不少地方珍贵文物的散失，说到动情处，几乎声泪俱下：“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任凭国宝损失，我们就是犯罪！犯罪！”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这时夏公忽然侧过头指指我：“你们可以发篇短文批评一下！”振铎先生又重复地说：“再不抓，简直不得了！”有时，在讨论电影或者戏剧工作时，夏公也会当场提出请电影局长、艺术局长为《人民日报》写一篇评论。有他发话，报社的组稿工作就好做得多。
1956年暮春时节，浙江昆苏剧团为首都舞台送来一出好戏《十五贯》，一时轰动京城，场场满座，“满城争说十五贯”。尤其是饰演况钟的周传瑛和饰演娄阿鼠的王传淞的出色表演，使人击节赞赏，拍案叫绝，人们一下子改变了对这个古老剧种的偏见，空谷幽兰，重放清芬。田汉同志讲了句“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引起文化界、戏剧界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思。当时又正值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之后，“肃反”有很大成绩，自然免不了也出现些冤假错案。周恩来总理专门要公安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员都去看看这出戏，从况钟那支“三起三落”判案的笔到无锡县令过于执凭主观臆测办案的笑话，照一照镜子，从中得到正面和反面的启迪。
夏公当时在文化部分工并未主管艺术局，但他以一位老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一个老戏剧家的事业心，及时抓住这个契机，又一次提醒我们“赶快发一篇短文”。5月17日下午，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