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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之前，有关负责人黄源（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于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和戴伯韬（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三人先后发言，检讨自己过去对这部影片的错误态度。据于伶同志四十年后对我追叙，那一天他从早到晚处于紧张状态中，连饭都顾不上吃，准备组织大家看电影，作检讨性发言，市委更决定要他以上海电影厂厂长身份写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训传》讨论会消息同时见报。一天之内赶一篇文章怎么来得及？但又非写不可。于是，那天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电影处楼下放映室看电影并且作自我批评的同时，在放映室楼上一间办公室里，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冯定和原《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两位大手笔正伏案挥毫，赶写一篇《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和讨论》文章，署名于伶，当晚送到《解放日报》，同新闻一起在第二天见报，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领导机关向中央表一个态。
作为华东和上海文艺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的夏衍，到6月下旬才从东欧访问结束回国，自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卷进狂飚的中心。据他四十年后所作《武训传事件始末》一文（见《夏衍全集》第十五卷《懒寻旧梦录》附录二）回忆：一回到北京，他的老战友、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夏衍不满地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二、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周扬却提醒他：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因为事先没有考虑到这部片子的反动性而一再表示过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检讨文章是非写不可的。
夏衍还说到他回上海前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总理在电话中就《武训传》的问题作了指示：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要对事不对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最后还说方便时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宣传部长舒同。回上海后，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这次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人民日报》1951年8月26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发表前夕，周扬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毛还亲笔修改，有一段就是毛写的。并说毛主席看了之后对他（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以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他向夏衍、戴伯韬等文化教育界负责人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他甚至强调：“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意见。”他的表态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一致的，是正确的态度，夏衍等同志根据他们的指示行动，就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上海只开了两次一百人左右的会，没有搞什么“运动”，《武训传》电影主要摄制人员孙瑜、赵丹等，只在会上作了些自我批评，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
1951年上半年，全国上下正处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各项政治运动的高潮中，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热火朝天。这场突然从天而降的狂飚，虽然没有搅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但是规模还是不小。《人民日报》从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七十天里，就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检讨、集会消息和读者来信一百二十余篇，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非常突出，也树立了一个模式，以后一二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报纸如何贯彻和宣传，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制。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不说别的，只以上海的电影为例，1950年到1951年生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为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开拍，文化界形成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这还只是电影生产这一个方面，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影响要大得多。
批判《武训传》开始两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从7月23日起连续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全文四万五千多字的调查，兴师动众，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许多人，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但是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被调查的人只能顺着调查者的话说，要什么就说什么的主观主义的调查。毛泽东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才定稿见报。《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著有《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揭露，叙述了事实真相，此处不赘。调查记表明，调查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为人民日报社袁水拍、中宣部钟惦、文化部李进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进”最容易为读者忽略，其实却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当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不知何故要冒称文化部的人。中宣部那时在文艺处之外，有一个电影处（并无戏剧处、音乐处、文学处……），不久以后江青不当电影处长了，这个处也就撤销。就如夏衍在文章中所说：“《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就立即严重而且变质。她苦心经营十多年后，羽毛渐丰，野心渐露，有恃无恐，取得最高领导人的绝对信任，居然攫得操纵“文化大革命”的大权，于是兴风作浪，舞剑挥刀，排演出长达十年之久、惨绝人寰的旷世大悲剧。
狂飚为谁从天落？（3）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当时已有九十高龄的夏衍老人，针对《武训传》问题对此后中国文化教育界以至整个知识界产生深远的负面作用，发了长长的、深深的感慨：
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以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罗斯作家、艺术家跑到欧洲和美国。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