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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
8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
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农，须以
他们生产品50％…80％偿付地租，它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
“不过为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
生计，我们不想象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
重行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
在1937年9月22日，和国民党与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
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达到
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
户正常地交给他们。在这一点上，就经济的意义上讲，我们
是和苏联不同的。
“政治方面，在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一
点上，我们也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
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
企业的。并且在一互利的协议之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
我们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我们自己能够做的，
我们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将欢迎外
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我们是落后的国家，
因此对于外国投资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象你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
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象
今天国民党所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和俄国
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
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
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我要求说明，“那末
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他的答复是，这一名字是从
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
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
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那末为什么，”我坚持着说，“你们不改名呢——改
为属于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名
称——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
他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
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关重要。如果我们是
突然改了别的名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
—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
实。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
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 哈里森·福尔曼著《西行漫记》第二十一章摘要
“共产党员只有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
·毛泽东·
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
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
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
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
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
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
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
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
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
级，而特别顾着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
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
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
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
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
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
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
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
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
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
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
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
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
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
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
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
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
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
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
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
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
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
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
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
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
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
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
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
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
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
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
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
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
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
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
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
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
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
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
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
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
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
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
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
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
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
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
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
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
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
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
原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
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
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等的
谈话，载黄炎培《延安归来》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毛泽东·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
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
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
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
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
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