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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中国，取消民主和阻挠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
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
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
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
政府有权，要为群众做事，为群众谋幸福，不应该妨害
群众、压迫群众。边区个别地方政府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这
是政府工作中很严重的病态。
边区政府权源出于群众，政府负责人是群众代表选举出
来的，这已表明政府和群众关系的密切。政府的行政权，已
深入到社会的基层。政府要倾听群众的呼声，采纳群众的意
见，了解群众的生活，保护群众的利益，但这还不够，还要
使群众敢于批评政府，敢于监督政府，一直到敢于撤换他们
不满意的政府工作人员。这样，群众才感觉到政权是他们自
己手中的工具，政府才真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群众对政府的批评也许有错误的可能，政府所做的，也
有时为群众所不了解，因而发生误会。这时政府工作人员必
须向群众解释，说服群众，切不可打击他们，更不应当对他
们借故报复。我们要相信群众是可以说服的。
至于那些敌探、汉奸、托匪及专心破坏政府威信、妨害
政府工作的坏家伙，政府决不能放纵他们，但必须在群众中
揭穿那些害虫的罪恶，用群众的力量来惩治他们，而不是政
府简单地判罪了事。
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上建筑在群
众的信任上。群众一经信任政府是他们自己政府的时候，政
府在当地就有无上的权威。
——《董必武选集》第55…56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
边区政府是我们党领导群众建立起来的，政府也在党领
导下工作。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们党员应当
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那些法令和秩序是我们公共生活所必
须，而且法令和秩序是经过了一定的手续才制定出来的，秩
序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才形成起来的。在制定和形成时已经渗
透了我们党和我们自己的意见和活动。我们如果违背了政府
的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
法律的制裁。
我听说我们边区有些党员同志犯了法，因为他自以为是
党员，想不受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而有些地方党组织也觉得
党员犯法，是党内的事，让他逃避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这都
是不对的。国民党在全中国范围内因为它的党员不遵守它领
导的政府所颁布的法令而遭受到国人的痛恶，这是我们应当
拿来作为鉴戒的。党员应当自觉地遵守党所领导的政府的法
令。如果违犯了这样的法令，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
犯法加等治罪。为什么呢？因为群众犯法有可能是出于无知，
而我们党员是群众中的觉悟分子，觉悟分子犯罪是决不能宽
恕的，是应当加重处罚的。不然的话，就不能服人。从前封
建时代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说，从这传说中很
可以看出人民希望法律上平等的心理。难道说我们共产党不
应当主张比封建时代传说下来的一点法律上的平等更前进一
步吗？
我请求边区党通过一个决议，警告我们党员必须遵守边
区政府的法令。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
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罪人，党决
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党员毫无例外，而且要加重治
罪，这更表示党所要求于党员的比起非党员的要严格得多。
——《董必武选集》第58…59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
中国人民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将近二
十年的长期专政中，中国的混乱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十
年，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内战。结果，日本帝国主义打
进来了。在抗战的八年中，越到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越是抗
战消极、反共反人民积极。日本一投降，他们就把他们在抗
日战争中保存的实力大量派出，全国大打。……
长期的灾难折磨着中国的人民，但同时也教育了他们。
从二十年来的历史事实，他们深深地懂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
专政不改变，中国就永远不可能安定，中国人民就永远不可
能有好日子。这个真理，不但中国的人民懂得，而且许多远
隔重洋的外国人，也都逐渐清楚地了解了。现在，只有那些
舐刀口上的血来养肥自己的奴才们，才还在那里厚颜无耻地
讲他们那个臭不可闻的“法统”。而三国会议的决议，却不
但要国民党停止内战，并且要它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它那个
“法统”。
然而站在人民的头上、吸人民的血过活的国民党反动
派。并不是轻易地就放弃他们的专政的。恰相反，他们要用
各种方法来继续维持他们的专政。内战是一种方法，制造暴
行与血案也是一种方法。今天，中国还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
就在这里！
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要变不要乱”。仿佛谁要
把中国变得更乱似的。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
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
天下大乱。其实，“要变又要乱”的人是没有的。中国人民
和它的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
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而且知道只有变方能止
乱。与这相反，“要乱不要变”的人却是有的，那就是国民
党反动派。他们企图“以乱止变”，他们正在用各种可怕的
乱来阻止他们的专政被改变。自然，他们也是希望某一种
“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
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
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
的“安定”就是全中国人民的祸乱，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全
中国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
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
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
家的自由。而且，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少数人的“安定”也不
过是主观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们杀不完，他们抓不
完，他们关不完，因此他们就难于“安定”。他们最恨共产
党，说什么共产党一天不消灭，他们就死不瞑目。他们大概
认为是共产党破坏了他们专制独裁的“美”梦。其实，就是
没有共产党，他们的梦也是不能实现的。袁世凯时代，中国
没有共产党，但是袁世凯的专制宝座还是没有坐稳。满清时
代，中国更没有共产党，但是满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万世
不变。
自然，今天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而且是这样成熟与强
大的共产党，对于反人民份子的倒行逆施，是一个重大的阻
力。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就象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这正
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神圣的天职。……英美盟邦记者在亲身访
问了解放区之后，或者说：“一切证据使我们相信：共产党
的行政是中国最好的”（格尔德：《关于中国的近况》）；或
者说：“在各个游击区和边区里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经实
行起来”（费尔特：《中国内部的危机》）。这些神奇的创造
不是由于别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无时无地不是在为中
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特点，这种精神，
就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曾说中国共产
党人“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没有饭吃，他们情愿自己
不吃，先使人民吃；不好的地方，人民不能建设，他们替人
民建设；遇有艰难危险的事情，他们能够为人民的先锋”。
而对于国民党人，则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这样承认，即：
“在我个人感觉到，我们什么都不行，如果有点行，我们的
国就不会如此。我们不行的地方，第一是道德不好，不足为
人民的表率，所以我们的党员不但不受人民的尊敬，并且受
人民的厌恶……”（以上均见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总理
纪念周讲演词》）。这的确是两党的根本差别点。这也同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