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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宣传队成员石体元回忆说：“成都本是一个肩摩踵接、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声，打金街手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看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拣起来了。东大街的夜市也没人去赶了。”
各大街的中心都搭起了临时牌楼，高与屋檐，宽与街齐，上设香案，中间立“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绪的牌位。两边的对联是从光绪的上谕中摘出来的：铁路准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保路同志会街道分会天天在此开会，痛骂盛宣怀、端方、李稷勋。
最狼狈的是各级官员，他们上下衙门，原本就是张伞喝道皂隶净街，现在见了光绪的牌位，格于规制，只好下来叩头行礼，步行通过，再行上轿。可是每条街都有牌楼，这……这也太不便了吧？那么，绕行小街？可是这些刁民发现了，再小的巷巷他们也扎个牌楼……很多官爷最后不得不撤轿，跟班拿着衣包，微服步行偷偷溜过去。
罢市从七月初一开始，半个月不见停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内外交迫之下，赵尔丰才搞出了七月十五捕人开枪的大动作。
【独立】
同志军搞七月围城，成都变了孤城一座。沿途交通被截断，各县向首府的解款全停。这时出现了所谓“水电报”。
一般记载，“水电报”由同盟会员龙鸣剑于城南农事试验场发明，他们将几百片涂了桐油的木片投入锦江，顺水漂向川南各地。木片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这里要插一句，为什么木片只往川南传递？因为川南素来是四川的乱源。辛亥之前，同盟会依照孙中山“夺取长江上游”的方针，在四川发动五次武装起义，除第四次在川北广安举事，另外四次：江安、泸州之役、成都之役、叙府之役、嘉定之役，全在川南发生。连清廷组建新军，也规定只招川北人，不招川南人。
但也有人说，“水电报”是赵尔丰为了坐实蒲、罗等代表的造反罪名，吩咐田微葵、路子善等人伪造了“油粉兵符”，上写“调兵进省救援”等字样，投入江中，再自行捞起以为证据。没想到弄巧成拙，投入水的多而捞起的少，木牌顺流而下，反而帮助保路同志会传播了讯息。
最大的可能是两者皆有。据犍为人宁芷村说，他当时正好搭船从嘉定（乐山）回犍为，沿江看见许多木片，“捞起来看，上面有不同的写法，大都是报告消息，主张抗粮抗捐，组织同志军，坚持力争等等”。而且他看见很多人在岸边守候水电报，这时只不过成都闭城后第三天。
当时正在资阳模范小学念书的罗任一也回忆说，这种“水电报”被老师比作“檄”，“见方约七寸上下，厚约四分，有的两面写字，有的写一面。木牌上写的全是口号式的文字，反对铁路国有，争回川路自办以及铲除卖国贼等等”。模范小学的蔡老师带着学生去江边拾水电报，“捡回后照制木牌，刨光，写字，加油漆，再放到江里让它顺流漂去”。在这样的复制与传递中，水电报的讯息才能数日之内，传遍川南。
七月廿八日（9月20日），传来消息，朝廷命岑春煊来川“助理剿抚”，而且朝廷对川汉铁路的意见也很不统一。盛宣怀仍是秉持此前不准邮电互通保路消息的政策，认为隔绝舆论，有助于平息风潮。不过邮传部管不着报馆，他求助朝廷，希望民政部能出面，“严禁各报登路事”。然而民政部大臣桂春持反对意见，认为只要保证报纸报道“不得故作危词”、“不得附和乱党语气”，亦不必“过分束缚”。
这一来明显看出，朝廷也在剿抚之间因循，而且“抚”的意见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又过两天，岑春煊《告蜀中父老子弟书》的电文也传到了四川。这位前任四川总督的文告写得很动感情：
“春煊与吾蜀中父老子弟一别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否？春煊则固未曾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丁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唏嘘之苦，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父老子弟苟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面后已……父老子弟果幸听吾言，春煊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
而且他还向外界表示，平息四川乱事，有三条对策：（一）发还商股；（二）释放蒲殿俊等；（三）请朝廷下诏罪己以收人心。
这些对策完全与赵尔丰的举措相反，赵当然深感不安，作为因应，他一面致电朝廷，力阻岑春煊来川，并有“岑不来犹可若，岑前来恐终无宁日”之语，另一面，也向川内表示和解的意向。
9月23日，同志军自动解成都之围，四乡的米炭蔬菜得以进城，成都人的便溺垃圾也可以运出去，这座古城忍受了一个月的罢市，半个月的围困，终于回复了生活的正常。
武昌起义爆发，赵尔丰再也打不起精神来“平乱”了。眼瞅着全川有数十州县已经声称独立，川边平藏的部队被同志军挡着回不了省城，重庆听说革命党活动频繁，还有那个端方端老四，呆在资州，似乎随时来取己而代之，赵尔丰无复往日威风，也默许手下跟谘议局那帮立宪派你来我往地商量，尤其是听得传言说“宣统爷从北京跑了”，吓得赵总督一身冷汗：大清朝……怕是要完。
磨来磨去，总督衙门提出了一个“官定独立条件”，主要强调“不排满人”、“安置旗民生计”、“不论本省人与外省人视同一样”、“不准有仇官言动”，这些是赵尔丰为自己与下属、旗人提出来的条件，其余如保护外国人、保护商界、不准仇杀抢劫、维持藏边防务，倒是跟绅方提出的独立条件一致。
条件谈定，11月26日上午，赵尔丰将关防大印移交给新成立的军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宣告成立，赵尔丰发表《宣布四川自治文》，蒲殿俊发布《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独立书》。
像是为了呼应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凌晨，湖北来的新军冲进资州行辕端方的卧室，杀掉了这个清末最出色的旗人大员。四川人从保路到反清的斗争，到此有了一个转折点，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的乱局，这才刚开了个头。
袍哥革命
【舵把子们】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谘议局的立宪党人，但保路运动能够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运动久无结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领袖在资州聚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一字之易，与朝廷对抗之意明显了太多。成都的议员们未必喜欢这种做法，不过他们也莫得办法。
保路同志军的发起者叫张达三，是个武秀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张捷先，是个小学校长，同时也是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
同盟会派去的王蕴滋是在鸦片烟铺里找到张达三的，他就这样站在烟榻前公开说明来意，并称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张达三当即慷慨表态：“郫（县）、崇（义）、灌（县）一带算我的！”——书中暗表，带张达三出道的大哥贺均山，本身就是反清老手，参加过洪杨起义，或许就是石达开的余部。
张达三如此，张捷先自不必说。他们又联手找了灌县舵把子姚宝珊，这个人在松潘、理番、茂县、汶川一带甚有威望，万一造反不成，还可以退守川西北。
9月7日蒲殿俊、罗纶等被捕。早有准备的川西南同志军立即行动，9月9日，温江舵把子孙泽沛率领的同志军便已抵达成都南门外红牌楼，另一支同志军则由张达三带领，在犀浦一带与赵尔丰的巡防军主力对峙。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围。
同志军气势很盛，口号是“打倒满清，打倒赵尔丰，打倒周驼子（劝业道周孝怀），打上成都！”他们人数很多，火力太差，几乎没有他们称为“硬火”的后膛枪，大都是土抬炮、鸟枪、大刀、矛子、梭标。
之所以能一路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一是新军根本不奉赵尔丰号令，不肯跟同志军作战；二是同志军不扰民，如有违反军令者，必须按照袍哥规矩，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谓“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也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