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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为了推行“两翼钳制、中央突破”的侵占华北的战略计划，日军兵分三路向山东德州、河南新乡和山西大同进犯，然后攻取山西太原和绥远包头。这时中国军队也相应有所布防。8月26日汤恩伯部镇守的南口失守，日军继续西犯，27日攻克张家口，进逼雁北，危及山西北大门天镇。阎锡山便急电隶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坚持三天，拒敌西进”。李服膺得令即调兵遣将，火速集结布防御敌。他将南口之战损失所剩的不足一个师（仅六个团）的兵力，布防在天镇、阳高一线（19军布防大同一带）的防线。第61军进入阵地的第二天，日军就发动了强大的火力攻势，先在李家山、罗家山阵地激战数日，屡攻不下，便把矛头指向盘山阵地，在上述阵地战斗中，日军飞机低空轮番扫射轰炸，日达32架次之多，致使我阵地难保，伤亡惨重。第425团的1300人伤亡已逾700人，就这样还是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鏖战三天后，阎锡山又电令李服膺“续守三天，掩护大同会战”。中国军队将士同仇敌忾，继续浴血奋战，这时伤亡更加惨重。防御工事被炸殆尽，士兵们利用弹坑禾束掩护，用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杀。第400团伤亡500人，一个营和一个火炮连的官兵大都被压在炸塌的山洞里阵亡，101师伤亡1000余人。在天镇的399团利用地形打伏击受到日军炸弹轰炸后，日军又使用了燃烧弹和瓦斯弹（毒气弹）。守军坚持战斗，坚守七天。在完成坚守六天的任务后，阎锡山又电令李服膺的61军“相机撤退”。守军则连夜撤退了下来。在阳高，414团团长白汝庸亲率残兵300名阻敌登城，与之巷战，伤亡亦重。在大势所趋且无防守时限令的情况下，率残部突围而撤。在上述阵地激战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一军之长的李服膺，多次到天镇、阳高前沿阵地督战，勉励官兵“继续抗敌，报效祖国”。由于李服膺及其所率61军官兵在六七十里长的防线上拼死阻敌，死守门户达十天之久，使日军难以长驱直入，占领雁北。阎锡山一定要以“放弃阵地、擅自撤退”的罪名置李服膺于死地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阎锡山为什么要睁着眼说瞎话，一定要枉杀李服膺呢？
李服膺奉阎令布防后，日军于9月6日攻打天镇县城，并占领阳高县城，杀人千余。10日周恩来、彭德怀由太原前往大同会晤傅作义，11日返回代县在太和岭口与阎锡山商谈坚守国防工事等问题，并帮助阎锡山谋划有关抗战事宜。12日天镇县城陷落，日寇烧杀三日，杀死2200多人，293家绝户。此时，全国军民愤然，强烈要求追究天镇失守之责。李服膺情知不妙，便急电南京政府军法总监唐生智，要求南京派人来山西调查或命他亲赴南京面述天镇战役实况。唐生智接电后即电令阎锡山速送李服膺到南京，要“军法从事”。阎锡山生怕李服膺去南京后“泄露天机”，自己受罪不起，便一方面把李服膺押回太和岭待处，一方面再三电请蒋介石，不要送李服膺去南京，并表示一定要就地军法严惩。就这样，在全国民众抗日呼声中，阎锡山为了推卸责任，向南京政府和全国人民交代，就把李服膺当作了替罪羊。
李服膺被杀后，曾遭到不知内情的人们痛斥，但却堵不住知情人的嘴巴。时为第二战区参谋长的楚溪春气愤地抱不平，他说：“慕颜死得太冤枉了，这件事是不得人心的。”
当阎锡山抓捕了李服膺后又要去抓捕在盘山战斗中死里逃生的400团团长李生润时，200旅旅长刘馥气愤不已，冒险掩护李生润逃走，并把李团长留下的“盘山战役”和“阵前日记”收藏起来，准备到国民党中央控告。
61军213旅旅长杨维垣，从天镇撤下来辗转到太原驻防时，不顾阎锡山的忌讳，亲率全旅官兵佐属乘坐军用卡车到李服膺墓地献花祭奠。
11月8日太原沦陷前，阎锡山早已逃到临汾。阎锡山令晋绥军文宣队排演话剧《枪毙李服膺》以继续蒙蔽天下，威慑官兵。一次在陈长捷部（由61军改编的）演出此剧时，李服膺部下一名叫倪保田的排长跳上戏台，脱下军装指着身上的伤疤高喊：“说老子们不抗战，这身上四五处刀伤枪疤是怎么来的？莫非是狗咬的？”当他讲到他们400团冲锋陷阵死伤八九百名官兵时，台下顿时群情激愤，官兵哗然，乱作一团。后来阎锡山怕事态扩大，便下令停演此剧。
李服膺死后，第61军的高级将领深知阎锡山生性诡诈，唯恐遭到暗算，便纷纷逃走。副军长贾学明、军参谋长刘全声、师长李俊功、旅长刘馥等都不辞而别，相继脱离晋绥军。
鸡蛋上跳舞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等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摈除党派之见联合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晋中战役中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抵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地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这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