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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向他凑近了几步，扔过去一包“迎春”烟。“帮帮忙吧，主任。”他显得愁眉苦脸、痛心疾首的样子，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又指指自己的脑壳，“我是个落后分子呀，她是个革命青年，离婚是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你可不能掉以轻心，这关系到我们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最高指示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
“哦。”他站起来，打了一个呵欠，既然涉及到阶级斗争……他的表情已变得警觉而严肃。他兴味索然。
他拿出一串钥匙，去开屋角的一只木柜。在里面翻动着什么。他翻了很久，居然没有结果。这时有个人推门进来问他一个什么事，他嚷道：“这里头的离婚证哪去了？妈的，八百年也没人来用一回——”“上政工办去找找。”那人提醒他。
他出去好久，最后拎着一沓纸片走过来。“添（填）吧。”他对他们说。
以下的手续是简单的。性别、年龄、财产、离婚理由……
只在写到“子女”这一栏时，“临时法官”哼哼着问：
“孩子归谁？”
“归我。”陈旭抢着回答。
“你同意不同意？”他问她。
她感觉到，陈旭向她投来近于求救的目光，她不敢抬头。如果她点头，意味着她将从此失去陈离。如果她摇头，很可能即刻前功尽弃。他说得出做得到。你不把我当妈妈，我怎么给你当妈妈？陈离没有妈妈也长出了牙齿。他太像他的父亲了，像得叫她颤栗。
“快说话！”临时法官的蘸水笔尖上挂着一滴墨水。
“我们早说好了，孩子归我。”陈旭斩钉截铁地重申。
一笔多么残酷的交易。他奉行了自己的诺言。她难道不应当“报答”他吗？
那滴墨水，落在纸上，变成了法律。
她惊叫起来：
“……如果他再结婚，儿子要还我……他不能有后妈……求求你写上这个……”
“再结婚？”陈旭苦笑着反问，突然暴怒地大叫起来，“假如你再结婚呢？我不能让他有后爸！”
“法官”的同情完全倒向男人。他敲敲桌子，用教训的口吻说：
“孩子归男方，你一分钱抚养费不拿，还闹个什么劲儿？”
他接着举起笔，在那张纸的“备注”一栏上，庄严地加上了一行字：
“孩子归男方所有，女方不得干涉”。
然后他举起大印，在嘴边呵了口气，往纸上狠狠地砸下去。
于是她和陈旭各人都得到了一个血红的圆圈。他们的名字分别落在红圈里。
“行啦，这回，你过你的独木桥，他走他的阳关道啦，走吧！”
他宣布。然后无精打采地倒在椅子上。
他们一前一后地出来。门口光秃秃的小树林背后，也挂着一个血红的圆圈。太阳偏西了。一天就要结束。红圆圈，意味着结束，还是预示着开始？是零还是满分？是血滴还是太阳？
《隐形伴侣》三十九（2）
陈旭头也不回地走开去了。
她捏着那张盖有红印的纸片，木然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她为着这张纸片耗费了太多的心血，以致当她得到它时，几乎已感觉不到轻松。神经从哪里被抽剥去了？她记得明明是昨天刚来登记过。她要一个人回连队去。
她在一块空地上表演杂技，从一个燃烧的火圈中钻过去。她钻得好灵活，动作像一只没有毛的兔子。可是她每钻进一个火圈，总是又有一个新的火圈横在路上。她钻得很累，火圈却没有穷尽，像国庆节游行队伍的花环。她站在一辆彩车上，装扮成一个七仙女的形象。马路两边都是没有发叶的钻天杨。
她低着头在地上寻找什么。她记得草丛里有一条路。可她怎么也找不到那条路了。
天下起雨来。遍地是鹅卵石，亮晶晶的像一条银河。陈旭就站在河岸那边，拎着一只人造革箱子。他过不来，只好把箱子放在河里漂过来。河里没有水，箱子沉下去。只有一只小钟滴滴答答地走。她把小钟捞上来贴在耳边听，却明明是一颗心。心不在陈旭胸脯里，怎么会在这儿怦怦地跳着？她想喊他，告诉他他的心在这儿。银河太宽，他根本听不见，隔着河岸，她望见他，魁伟英俊，却穿一身和尚的袈裟。
雨下得更大，银河里开始涨水。水里隐隐有一条路，像运河的塘堤。一只喜鹊把箱子衔来，她却无论如何打不开……
《隐形伴侣》四十（1）
瓦砾堆。
她被压在一堆碎瓦块底下，呼吸急迫，四肢笨重。她无法挣脱腿上的重压。她从瓦砾的缝隙里望见一片蓝得透明的天空，发出一种金属般的光泽。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蓝的天。她弄不清那到底是天空还是海洋。
从前面瓦砾堆的亮光处，探头探脑地爬过一条巨大的蜥蜴。奇怪的是它竟然没有尾巴。尾巴处在滴血。它的小眼睛盯住她看，她一点不害怕，伸出手摸摸它的脑袋。蜥蜴低头在洼里喝水，它的尾巴突然就长出来，像小狗似的摇晃。
一只螃蟹从海里爬出来，用它坚硬的钳子，翻开了一堆瓦砾。瓦砾下原来长着一大片绿油油的韭菜。螃蟹用钳子去割韭菜。刚割下一茬，一会儿工夫就又长出了一茬。她对螃蟹说，你来帮帮我吧。可是螃蟹刚刚翻动石块，它的钳子就咔嚓折了。她很焦急。突然又咔嚓一响，刚才断裂的地方又长出了一只新的钳子。螃蟹帮她搬开了石块，她钻出来，深吸一口气，迅速地用手捉住螃蟹盖的两侧，大声说：我吃掉你，我就有长出新钳子的本事了！
螃蟹无法动弹。她却想不出该到哪里去煮熟它。她低头看自己，满身是伤。
天还是那么蓝，蓝极了。
她不知自己是在哪里。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她环顾四周，天棚高而黑，窗子大而低，箱子不是落在炕里，而是架在地中央。屋子不大却不显拥挤，整整齐齐十几条花褥单延伸过去，不远便是一堵墙。墙上挂着一张表格和几束谷穗、苞米穗。阳光在发黄的叶片上投下发亮的斑点，远远传来母鸡的咯咯叫声。
是一个科研班。她记起来。是离五分场十几里地外的七分场。她记起来。她总是不断地在更换住处，像一个流浪汉。她昨天同大康值夜班观察记录种子的发芽试验情况，今天上午她休息。她也记起来，她已经正式从五分场调到这个地方来了。她舒舒服服地伸了一个懒腰。树挪死，人挪活。换一个地方，她将从头开始她的新生活，按她心中的理想去寻找自己的道路。从她来到这个分场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新鲜的激情。
那天中午刘老狠披着一件光皮筒子，走进女宿舍来。自从她办了离婚手续，见到刘老狠心里总是别别扭扭的。
“下雨不出工了。”他卷一棵烟，坐在肖潇铺位旁边。
“春雨贵如油，下得遍地流（刘）嘛。”有人同他开心。
她扭过头去。她不知该对他说什么。
“可不咋的。”他倒是十分和气地搭腔。吧吧地抽烟，抽完了，在鞋底上捺灭烟头，双手拢一个筒，侧过脸冲着她低声说：
“同他分开这么些天了，你咋就不想想换个地儿呢？”
她摇摇头。换哪去？她谁也不认识。
“我瞅着你俩，抬头不见低头见，总不得劲，总不是个事儿……你要想换换地儿，我同七分场徐主任说说去，他是我连襟……”
她没觉得同陈旭见面不得劲，可别人，也许全分场的人都觉得别扭得受不了。那天闵姨不也好心地劝过她，也许换一个地方会容易忘却许多痛楚的记忆。人也会变成另一个样子的呢！
一个月以后，她真的就调到这个七分场来了。
离开五分场的那一日，天有一会儿没一会儿地下着小雨。浓密的云层卷去了最后的残冬，风湿润得柔软、滑腻。雨声滴滴答答如钟摆似的走，泥泞的公路上吱吱嘎嘎的车轮声，如雨点子敲在竹笠上一般响。采茶季节的大竹笠。总好像有雨的春天才像个真的春天。听见雨敲竹笠的春天才是真的春天。可惜在北方，这样的天气实在太少了。她坐一辆拉干草的马车去七分场。马车沿着新播的麦地间的大路走，麦秸上的水珠子颤悠悠地闪烁。无论回头还是翘望，来路与去处都是烟雨茫茫。她似乎觉得自己已将那一身的沉重卸留在五分场。可一会儿又觉得心的缝隙里仍然淤满污尘。她似乎觉得雨点已经浸涨了蓬松的麦秸草茎，它们会在半路上就发芽生长；又觉得它们转瞬就会溜走，躲回到天边儿重重叠叠的云团上头去……
与陈旭分手之后，她在这种不安与郁闷下度过了最初的日子。奇怪的是似乎比她想象的艰难要容易过些。假如你想绝望，你就会绝望。假如你想着希望，希望就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