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憷吹牡赖掠攀苹虻赖赂呱懈校沤裰型飧拍芡狻Ｕ馐侨诵允谷唬参蘅珊穹恰Ｖ凑咭蛭莆帐等ǎ弑改彼嚼目凸厶跫由隙啦玫酃募嗖熘贫炔豢赡芡瓯福员厝换嵊兄档门械娜钡恪Ｒ晕骱旱牧酱笙统嘉艉斡芯梦侍猓狼嘤腥耸挛侍猓晌饺宋尥耆恕？墒牵绻秤杳菜破返峦昝赖脑谝叭耸恳酝娜Γ侨肥狄参幢鼐湍茏龅酶谩�
帝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禁止自由言论，特别是私撰历史；二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纳入政府，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秦朝走的主要是前一条路线，汉朝走的主要是后一条路线。前一条路线简便有效，却不能长期维持；后一条路线成本巨大，却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从商周到东汉，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贵族治国，再到武夫治国，最后到文士治国的历史沿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汉帝国却面临着空前的尴尬局面。汉桓帝承梁冀乱政和汉羌百年战争的余弊，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和重新发动边疆战争，不肯扩大外朝，将更多知识分子纳入政府，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论，于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汉桓帝时代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东汉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时代，因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曾是太学生。通过历代东汉执政者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统儒家学者司马光曾经高度赞扬的“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但是，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太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灾难，明清时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为文盲更容易被统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颁布的《学而优则仕诏》，为汉桓帝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他得给3万多名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学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务农、经商的。这些太学生不屑于从事农、牧、工、商、医、兵等当时被视为下贱的行业，一心要做官，而帝国政府内压根就没有这么多职务，过高的官民比例也会令国库入不敷出，并且会造成官僚主义恶性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官做，必然会批评政府，特别是批评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东汉中后期，居然连一位“好皇帝”都没有。谁要是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他就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所有的史书都是由知识分子撰写，也是为知识分子辩护的。当史书作者看到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相似的人受到打击或排挤时，便不免会兔死狐悲，不由自主地要为之辩护了。
如果汉桓帝顺从知识分子的意见，抑制中朝，重用李膺、陈蕃、杜密等“正直的党人”，历史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只有一种：改朝换代。王莽的鬼魂在东汉时期始终挥之不去，历代东汉君主很清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原的知识分子，在骨子里是“保中国不保大汉”的。假若顺其自由发展，下一个皇帝恐怕就不再姓刘，也许姓李，也许姓陈，也许姓杜，也许姓袁——对了，这些姓氏不都是属土德，崇尚黄色吗？知识分子们也一直在说：汉朝都满365年了，黄龙不断出现，灾异齐备……这里的潜台词是：姓刘的，你们的时候早到了，赶紧自觉地下台吧。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赞》里说的那样：“天厌汉德久矣！”但是，“天何言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尽量加强自身权力，并延长东汉皇朝的寿命，汉桓帝不得不频繁地更换政府成员，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有官作，也不至于提高官民比例。每隔几年，他就会打击一次当朝势力，有时是外朝的党人，有时是中朝的宦官。但这对于帝国机器的高效运转来说，实在是非常有害的。秦、汉、魏、晋一脉相承的“中华第一帝国”之衰落，祸根其实在东汉初期，甚至西汉后期便已经埋下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唤醒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削弱了他们的奴性，对倡导独裁专政的帝国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青年袁绍也参予到了时髦的“党人崇拜”活动中去了吗？史无明文，但是可能性很大。按照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教导，年满15虚岁的青年男子，特别是出身达官贵族家庭的名门子弟都可入东汉太学。公元160年，袁绍已经年满15虚岁，有了进太学的资格，这时也正处于“党人崇拜”运动开始步入高潮的时间段，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后来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党人有：陈蕃、李膺、荀爽、王允、韩融、伍琼、陈纪、张邈、刘表、胡母班等人及其家族成员，数量可谓相当大。若非经常出入于太学，袁绍很难结识这么多党人。
上太学期间，袁绍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结婚。与袁绍联姻的家族当然不会是无名之辈，但所有史籍都没有记载他的首任妻子姓名，所以我们不妨暂且放到后文中分析。
结婚几年以后，袁绍终于到了要毕业的时候。按规矩，成绩好的太学毕业生可以担任“郎”的官职。在太学里，袁绍肯定选修了他的家学《孟氏易》，所以成绩也不会差。《汉末英雄记》说袁绍“幼使为郎”，也就是不足20虚岁，尚未举行成年冠礼的时候便从太学毕业，担任“郎”。“郎”分好几种，有负责向朝廷提意见的“议郎”，有负责礼仪事务的“治礼郎”，也有负责在宫殿内外站岗值勤的“郎中”、“中郎”、“侍郎”，等等。“郎”官的俸禄相差很多，可达两倍以上。大体说来，议郎的工作最轻松，不用值班，没有重体力工作。但实际上，议郎也最危险，因为他必须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当了几年“郎”以后，袁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20虚岁生日，也举行了自己的成年冠礼。那应该是在公元165年。
和安静简朴的婚礼相比，汉代中国人的冠礼过程要热闹许多，也复杂许多。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行将举行冠礼的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即嫡子、孤子和庶子。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妾和婢生的儿子叫庶子，父亲已经去世的嫡子叫孤子。袁绍本来是庶子，但因为过继给伯父袁成，所以一跃而为嫡子；因为袁成早已去世，所以他又变成了孤子，得按照孤子的规矩举办冠礼。
冠礼开始前，还得先占卜，看哪个日子举办冠礼比较吉利。随后，袁绍就应委托自己的一位叔父（很可能是他的亲生父亲袁逢）邀请袁氏家族的亲朋好友、同事故吏们来参加自己的冠礼，人数越多越好。在来宾之中，又要通过占卜，挑选出一位主宾，他将是冠礼上最忙碌的人。
此外，袁家还必须准备好三套衣冠：爵弁、皮弁、进贤冠。这三种冠都是先秦古冠，汉朝时已经发展出了好几十种新式冠，但在冠礼上还是以这三种古冠为主。在20虚岁之前，未成年男子没有资格穿戴这三种社交场上的正式衣冠。
爵弁又称冕，是在普通的冠上装一块长木板，但是与帝王和高官贵族戴的冕旒不同，没有用玉珠串做成的旒，地位比其它种类的冠尊贵；皮弁即诸葛亮在图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常戴的冠，用鹿皮做成，地位较爵弁低一等；进贤冠即先秦的缁布冠，用缁布做成，前高后矮，形制最为简单，地位也最低。这三种衣冠又各有各的用处：爵弁最华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皮弁最结实，用于军事狩猎活动；进贤冠最简便，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古代中国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高于军事，军事又高于政治、法律、经济等日常工作。同时代的印度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等许多民族也都有这种思想。
古代中国人讲究“衣冠一体”，每一种冠都要配相应的服饰：爵弁配爵弁服，皮弁配缁麻衣，进贤冠配玄端服，不能混用，否则就是“非礼”。现代阿拉伯男子在戴包头时必穿长袍，穿西装时则不能戴包头，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在冠礼那天，孤子袁绍按照主人的规矩在门口迎接来宾，并陪同他们进屋。袁家全体男性成员也都要在场，大家一律穿着黑色的玄端服，头戴进贤冠。只有袁绍还不能戴冠，作为未成年人，他头上只是简单地束着左右两根辫子，叫做“两髦”，也称“总角”。
冠礼在袁绍家中父庙里举行，庙内的正堂就是袁绍的T形台。经过一系列程序，主宾解开袁绍头上的两髦，扎成一个发髻，随后依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