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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来探测与锁定敌人的防空雷达之后，依然得像普通攻击机那样，用携带的炸弹与火箭弹去攻击敌人的防空雷达。
显然，这是一个高难度任务。
要知道，防空雷达附近肯定有防空导弹，还有高射炮，而敌人的防空部队肯定会优先对付威胁最大的电子战机。
这些，最终促成中国空军开发研制了世界上第一种反辐射导弹。
所谓的反辐射导弹，就是在当时已经大量装备的中程空对空导弹的基础之上，用被动雷达引导头代替半主动雷达引导头。在发射之前，载机需要锁定敌方雷达的工作频率，并且把信息输入到反辐射导弹的制导系统里面，然后反辐射导弹就将言着敌方雷达的波束，直接飞向雷达。
当然，这是几年后的事情了。
在一九六七年，中国空军通过对dz…2的全面了解，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通过电子干扰来降低这种导弹的命中率。
得简单一些，dz…2采用的是雷达波束制导系统，即在导弹发射之后，地面火控雷达必须持续照射目标，而导弹将沿着目标发射的电磁波飞行，直到击中目标。最简单的压制方式就是用电子战机向导弹发射同频率的电磁波，而且功率超过了战机反射的电磁波，从而让导弹偏离目标。
找到对抗手段之后，中国空军恢复了轰炸行动。
七月下旬，中国空军发起了几次小规模轰炸行动，而且轰炸目标都在危地马拉政府军防空导弹部队的掩护区域之内。
这几次小规模轰炸，证明了电磁干扰的有效性。
在七月二十七日的轰炸中，危地马拉政府军的防空导弹部队总共发射了一百二十八枚防空导弹，结果无一命中。
在总共六次轰炸行动中，中国空军只损失了六架战斗机，而且五架被高射炮击落。
八月份，中国空军提高了轰炸强度，而且开始出动“猫鼬机群”为海军航空兵的攻击机提供掩护。
当然，损失只是降低，而没有完全避免。
到这个月里，中国空军与海军总共损失了二十一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三架h…60重型轰炸机。
所幸的是，高强度轰炸收到了不错的战果。
八月七日，中国陆军在几乎没有受到阻挡的情况下开进了危地马拉城，并且发现守卫这座城市的政府军总共还不到五千人。
也就是说，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危地马拉政府军就已放弃了这座城市。
原因很简单，高强度的轰炸，让后勤补给变得极为困难，而且也很难增派部队，危地马拉政府军不得不放弃首都。
这个结果，让景虎很是不满。
别忘了，第五陆战师在离危地马拉城不到六十公里的地方驻扎了几个月，如果不是总参谋部阻挠，陆战队早就占领了这座城市。
只是，占领危地马拉城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虽然危地马拉政府军还没有被彻底击溃，但是中国当局已经在考虑一个新的问题，即在危地马拉成立一个临时政权。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件比全面消灭军人独裁政权更重要的事情。
原因很简单，如果危地马拉没有一个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中央政府，那么中国在危地马拉展开的军事行动就没有坚实的基础。从政治上讲，只有成立临时政权，并且由该政权向中国发出请求，中国才能扩大在危地马拉的军事行动。
只是，组建临时政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就是，危地马拉有一个流亡到巴拿马的前政府，而其国内又有多支以反抗军人独裁统治的游击队。
显然，在权力面前，流亡政府与游击队都不会做出让步。
更要命的是，游击队是一盘散沙，控制区相当于一个省的游击队就有五支，而且这五支游击队都有足够的野心。
至于流亡政权，因为没有军事力量，在国内也缺乏支持，也就不足以压制游击队。
当然，这不是军人的问题，而是政治家的问题。
八月十日，席存瑞任命专门负责拉美事务的外交部长助理姜子豪为特使，并且派其前往危地马拉，全权负责组建临时政权的事务。
这一天，狙击手部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
这就是，派遣狙击小组前往危地马拉的丛林，然后把游击队的全权谈判代表护送到危地马拉城，参与组建临时政权的谈判工作。
李承志参与了这次行动，只不过对狙击手来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作战行动，更像是一次枯燥乏味的旅行。
狙击手要做的，就是在到达游击队的营地之后，陪同游击队的谈判代表登上直升机。
至于其他的事情，与狙击手没有半点关系。
第一百二十八章 临时政府
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成立临时政府暂时冲淡了战争造成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危地马拉成立临时政府要比击败军人独裁政权更加困难，从一开始就举步唯艰。
关键就是，这个临时政府应该由谁说了算。
虽然中国当局早已宣称，临时政府只是过渡政权，在彻底消灭了军人独裁政权，结束了内战之后，将在危地马拉举行全国大选，建立民主政权，但是任何人都知道，谁控制了临时政府，谁就能在将来的大选中拔得头筹。
这下，问题就出来了。
流亡政权理所当然的认为，做为民选政府，理应出面组建临时政府，并且代表危地马拉参与国际活动。游击队则认为，流亡政权早已名存实亡，而且根本没有为危地马拉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贡献力量，也就无权组建临时政府，而一直在与军人独裁政权抗争的游击队才是危地马拉的合法继承者。
显然，这也成为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遇到的第一个麻烦。
所幸的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当局就已经预料到了可能遇到的麻烦，并且为此做好了准备。
八月十五日，在游击队代表全数到达后，中国特使姜子豪在危地马拉城召开了组建临时政府的第一次会议。
在这次由五名游击队代表、三名流亡政权代表参与的会议上，姜子豪提出，临时政府将是一个联合政府，游击队与流亡政权都将获得应有的席位。双方将共同管理危地马拉，直到民选政府诞生。
当然，一次会议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接下来，自然是漫长的谈判。
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危地马拉城里的谈判。关注这个由中国扶持、即将诞生的国家政权。
只是，没有多少人对其抱希望。
虽然游击队与流亡政权同根同源，由被卡斯特罗推翻的民选政府产生，但是两者选择了不同的反抗道路，几乎行同水火。
游击队的主体是危地马拉前国防军的军人。而且五支游击队的指挥官都是高级军官，在前国防军里享有崇高的地位。流亡政权的主体是民选政府的文职官员，而且主要领袖都是前政权的高官。
在卡斯特罗的军队再次攻占危地马拉城的时候，大部分国防军军人退入丛林，开始与独裁者进行军事斗争。相比之下，民选政府的高官就没有这么强大的勇气了，除了少数留下来赴死的官员之外。大部分都逃亡海外。
显然，在政府官员流亡海外、军人留下来抗争的问题上，游击队与流亡政权存在严重分歧。
在游击队员眼里，那些逃亡海外的官员都是懦夫，背叛了他们当初对民众许下的承诺。
同样的道理。在流亡政权的官员眼里，游击队里的军人都是莽汉，认为他们所做的抵抗对推翻军人独裁政权没有半点帮助。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在此后的数年里，游击队与流亡政权的矛盾愈演愈烈。
主要就是，游击队想要在抵抗卡斯特罗的战争中取胜，少不了国际社会的支持。而能够争取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只有流亡政权。可惜的是，流亡政权在巴拿马的日子并不好过，并没有为游击队争取到多少支持。更要命的是。流亡政权的一些举动，甚至对游击队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
比如在一九六四年秋，三支规模最大的游击队准备联合行动，袭击埃尔普罗格雷索附近的政府军，然后夺取从巴里奥斯港运往危地马拉城的物资，特别是由墨西哥提供给政府军的数万吨弹药。可惜的是。在行动开始之前，一名负责提供情报援助的流亡政权官员叛变。把游击队的行动计划出卖给了卡斯特罗，而三支游击队在这次注定要失败的袭击中损失了将近五百名游击队员。
当然，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在中国出兵危地马拉之前，至少有二十三名流亡政权官员背叛，有的投靠了卡斯特罗的军人独裁政府，有的则把情报出售给墨西哥、或者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情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