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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高法院对应的，则是最高检察院。
在司法权力框架中，最高检察院是提起公诉的最高司法机构，而且只有最高检察院有权对包括总统在内的中央官员、以及国民议会上议院议员提起公诉，而最高检查长则由下议院推举产生。
司法制度方面，冯承乾坚定不二的选择了案例法，即欧美法系。
当时，参与立宪的很多人都认为，最好采用条文法，即大陆法系，因为在他们看来，条文法在具体实施中具有操作便利性。只是，冯承乾并不这么认为，虽然案例法在初期肯定存在很多漏洞，还会加重法院的工作负担，但是案例法具有自我完善功能，而条文法却是死板硬套，在操作上有很大的灵活性。要知道，在司法体系中，法律就是标尺，如果标尺都是可变的，又如何保证法律的权威呢？
当然，冯承乾也提到，早在明朝，中国就实施的是案例法，而不是条文法。
从长远来看，案例法还能减轻司法体系的负担。原因很简单，每一个单独案例在经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其判决方式就将固定下来，成为今后类似案例的判决标准，从而让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有参照对象。
更重要的是，案例法更能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说得简单一些，不管什么人，如果犯了相同的罪，判决都是一样的，而条文法却会因为对司法理解的不同，导致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也就使法律丧失了公平性，不能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一套严明的法律，最重要的就是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说白了，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法律，就是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不会受地位、财富与名声等因素影响。
随着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在一九二四年逐步完善，中国的续治体制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第九章 奇迹
基本政治框架建立之后，冯承乾也算了却了一件心愿。
不可否认，这套政治体制问世的时候，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在总统制方面，这规定了每届任期为五年，却没有对连任次数做出规定。
又比如，临时宪法与后来出台的正式宪法中都只规定了实施中央与地方分离的税收制度，并且要求每一项税收都有针对的用途，却没有明确界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这些遗漏，在后来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甚至对国家统一产生了威胁。可是同样不可否认，这是当时所能建立的最理想的民主政治体制了，而且是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体制。
冯承乾拥有比这个时代任何人多要多的历史经验，可是他不是超人。
在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时，冯承乾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不管什么制度，符合现实的，才是最好的制度。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推行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因此冯承乾也就只能建立一个框架式的民主体制。只有等到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识到了民主的好处，并且看重民主给予公民的权力，民主制度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才能成为中国公民对抗统治者的利器。
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独裁国家。
当然，独裁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即以冯承乾为首，以“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为核心的，以富国强军、振兴中华为继任的这群人。至于所谓的民主，还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能出现。
不可否认，独裁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在特殊事情，独裁也不见得只有坏处。
对此时的中国来说，独裁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关键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且都在为这个目的而奋发图强。
更重要的是，这个目的，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鼻大凝聚力。
在经历了前清末期的耻辱与动乱之后，即便是身处偏远山区的中国人都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中国才有希望，百姓才有希望。
当然，这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号召力。
要想把号召力转化为凝聚力，就得让尽可能多的百姓在变革中获益，成为变革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拥护与推动变革。
对此，冯承乾有极为清楚的认识。
一九二四年底，在冯承乾，或者说是在“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的推动下，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法案，即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大变革，影响了四亿中国人的《土地私有化改革法》。
该法的核心内容，就是亵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其中，最有力的的一项条款就是，任何一块土地，如果在两年之内没有耕种，将由政府收归国有，再转让给他人耕种。
该法案生效之后，全国范围挂起了一股“弃耕浪潮”
当然，发起者是由“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组织起来的农民、而且主要是佃农。在经过宣传之后，大部分佃农都认识到，只要他们不为地主耕种土地，那么两年之后，那些土地就会又国家分配给他们，成为他们的土地。
让冯承乾没有想到的是“弃耕运动”很快就演变成了“农民进城浪潮”
原因很简单，当大量佃农放弃租耕的土地之后，只能到城市里寻找工作机会，才能养家糊口。
虽然当时，绝大部分佃农进城只是权宜之计，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饿着肚皮活两年，而在离开土地之后，佃农只有到城市里才能找到工作，因此很多佃农进城的时候，只是希望在这两年里能够活下去，等到两年之后再回到农村，获得由政府分配的土地。但是两年后，超过三分之二的进城农民留了下来，因为在这两年中，他们已经掌握了必要的劳动技能，成为了产业工人。更重要的是，城市里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都比农村好得多。此外，进城农民在适应了城市里的生活之后，特别是在尝到了工业化的甜头之后，也没有几个想回去。
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地主，特别是大地主。
事实上，最初的时候，包括大部分民族资本家都反对录夺地主的土地。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大多由开明地主发展而来，与地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录夺土地本身就是为了打击地主。
只是，在运动开始之后，特别是在农民进城之后，民族资本家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原因也很简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等于增加了大量的工业劳动力，从而降低了劳动力价格。
对资本家来说，这就等于降低了生产成本，或者说提高了利润率，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
要知道，在此之前，因为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中国的产业工人严重不足。
尝到甜头之后，民族资本家自然不再反对，反而成为了“土地法”
最为坚定，也是最强有力的拥护者。
这下，心存不满的地主没什么好期盼的了。
要知道，军队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且军火由企业供应，与地主没有半点关系。如果地主打算闹事，首先就得问一下军队的意见。
“土地法”的顺利实施，成为了中国工业发展最强大的推力。
可以说，正是“土地法、”解决了中国工业发展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即欠缺劳动力。
到一九二六年底，随着政府开始收回弃耕的土地，才有部分进城农民回流。只是，到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不欠缺产业工人了。根据中央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初做的统计，中国的产业工人已经超过了两千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产业工人总量也就不过一千二百万。
即便在美国，产业工人总量也只有一千八百万。
另外几个工业强国，比如英国只有六百万，法国不到五百万，意大利只有五百万，荷兰连两百万都不到。
谁也没有想到，在不到十年里，中国就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工人队伍。
虽然在生产效率上，中国工业依然无法跟西方国家媲美，但是依靠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名列全球第七。
这意味着计么？
虽然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是到一九二七年初，中国在工业产值上，已经与日本相差无几。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花了近七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只花了不到十年就追上，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日本。
当然，中国导日本，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不管是在国土面积、资源多寡与人口数量上，中国与日本都不是一个级别上的国家。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上，基本上没有得到外来援助，即便与英国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