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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时任司农丞的相里玄奖（司农丞是官衔，相里是复姓，玄奖为名）奉旨携带诏书前往高句丽。诏书的大意是这样的：新罗是我大唐的藩属国，朝见进贡从未停止。你和百济应各自收兵，相安无事才好。否则，明年我大唐大军就将前来问罪！
但是高句丽显然很不给面子。相里玄奖抵达高句丽首都平壤时，高句丽军正在向新罗发起猛攻，已然先后夺取了两座城池。
时任高句丽国王的人大名高藏，见到天朝使节驾到，倒也诚惶诚恐，忙派人传令本国军队返回。然而已经深入新罗境内的军队却根本不听国王的旨意，继续自顾自地进攻。
堂堂一国之君，居然指挥不动麾下的军队，何也？
只因为和中国的某些时候一样，国王不过是个任人摆弄的玩偶，真正手握大权的人，乃是泉盖苏文（也有文献称为渊盖苏文，《旧唐书》则称他的姓氏为钱）。
泉盖苏文是当时权倾朝野的高句丽原东部总督（东部大人）之子，老爹挂了之后按照规矩他本可以继承父亲的职位。然而，由于生性残暴，极其不得人心，犯了全国人民的众怒，百姓们一致呼吁国王不准他担任此职。
#文#原本以为可以顺顺当当子代父职的泉盖苏文见如意算盘落了空，很是恼怒。但气归气，脑袋还是很好使的，他知道当前自己最需要做的，便是扭转大家对自己的看法。
#人#如何扭转？从现在开始天天学雷锋做好事算是个方法，只可惜见效太慢，倘若好事还没做够，新任东部大人已经上任，那就真的只能干瞪眼了。要迅速见效，就得下狠药！
#书#于是高句丽人民很惊讶地发现，这位原本不可一世的泉盖苏文同志一夜之间性情大变，屡屡在不同地区的闹市向着大家磕头，请求原谅，并且流着眼泪乞求人们同意自己来继任东部大人一职。同时他还信誓旦旦地说道：“倘若我上不能尽心报效大王，下不能好好安抚黎民，那就请大家把我赶下台。此心日月可鉴，如有违背此誓，甘愿天打五雷轰！”
#屋#到底是国内变乱少，斗争经验不足，人心相对淳朴，泉盖苏文的表演居然大获成功——“众哀之，遂嗣位”。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泉盖苏文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丝毫不顾自己原先当众立下的誓言，反而进一步、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谁敢反对我？我控制的国家暴力机器可不是摆设！可以想象，原来那些带头反对过他、阻止他继位，以及曾经与他有隙之人，又遭受了怎样的残酷待遇。史籍上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残凶不道”，后面又不知凝聚了多少人的血和泪啊！
最后，连高句丽国王高建武都看不过去了。无奈泉盖苏文一向专横跋扈，而且作为东部总督，他手中还有一支人数可观的武装队伍。于是高建武和大臣们商量搞一场清洗，决定用暴力手段彻底消灭泉盖苏文及其反动势力。
可是国王陛下忘记了一点——反面人物除了残暴之外，往往还有很多走狗和耳目。泉盖苏文也不例外。国王的计划很快便传入了他的耳中。
不日，朝中的大小官员们纷纷接到了一份这样的请柬：为纪念大高句丽国立国N年，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将在京城附近举行一场盛大的阅兵式，以示国威。阅兵式结束后将有更加盛大的酒宴招待，望各位大人务必赏脸光临，与东部大人共同感受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官员们大多喜欢热闹的场面，更何况还有白吃的大鱼大肉，不去那可就是傻子了！
事实上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傻子——结果是那些欣然前往的“聪明人”们一个都没有能活着回来——全部被杀。国王高建武属于没去的那类傻子，侥幸暂时逃过一劫。
然而该来的怎么也躲不过。高建武也只是比大臣们多活了几个时辰而已。杀红眼的泉盖苏文军随即冲进了皇宫，杀死了高建武，并把尸体砍成碎块，扔进了下水道。
整个京城平壤立时被笼罩在了死亡的阴影之中，人人自危。几乎杀光了所有反对者的泉盖苏文和咱们三国时期的董卓一样，先是拥立高建武的侄儿高藏为新王，随即又当仁不让地自封为莫离支（相当于国防部长兼国务院总理，不要怪我颠倒官职，毕竟枪杆子才是最有话语权的），独揽大权。嘿嘿，不知他有没有也来个“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大权在握的泉盖苏文开始得意忘形起来。从此以后，他无论上马下马都要有高官大将趴倒在地，然后像踩上马石一样跨上马背；出门时必须要有军队开道，前导仪仗声势浩大，所有闲杂人等均要退避三尺。然而慑于他的军事实力，人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高句丽国中发生的巨变，很快便由营州都督张俭详细地汇报给了李世民。当时朝野的主流意见认为，这是高句丽国的内部事务，不宜插手，只要他们继续遵奉大唐为宗主国，不妨暂且听之任之。于是，唐朝方面很快做出了回应：册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双方倒也相安无事。
然而这回由大皇帝亲自下达的命令，泉盖苏文却坚持不予执行，他还反咬一口：“当年隋朝多次侵略我国，我国将士奋力抵抗。新罗那帮奸贼趁机从我国夺地五百里。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不是侵略，而是讨债。除非新罗归还土地，否则我们绝不停战！”
相里玄奖同样理直气壮：“这些都是陈年旧帐了。若要真论起来，辽东各城本都归天朝所有，现在被你等占据，天朝尚未发话，哪轮到你等在这里啰嗦？”
这泉盖苏文玩弄阴谋尚且可以，但若论引经据典辩论还只是幼稚园的水平。见说不过对方，索性耍起了无赖的本性：你说你的，我打我的。说破大天也没啥用！
相里玄奖同志见战势依然在扩大，自己此次出使毫无成效，难免着急上火，多次约见国王高藏，要求停战。可是这位国王的模样比挨打的新罗人还可怜，说出来的话几乎就没人肯听，还要得过且过地给人家当橡皮图章，实在是无能为力。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相里玄奖无功而返，把详细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唐太宗李世民做了汇报。
当了多年天可汗，李世民还从未遇到过如此的公然抗命。他当即拍案而起：高句丽大逆不道，朕当亲自率兵征讨！。
这下文官们可炸了营。二十多年前隋炀帝杨广一怒之下三次出兵讨伐高句丽，惹得天怒人怨，国破家亡的沉重教训似乎还历历在目，以至于人们闻及对辽东用兵就变色，轻度恐韩症已经出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和思考，朝廷内部主要形成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唐声威远布四方，远征一个小小的蛮夷之地，赢了是顺理成章，增添不了什么光环；但一旦输了却是丧师辱国，严重损害大唐的国际形象。如果初次用兵失败，势必还要出动大军报仇。愤而出兵，容易失去冷静，考虑可能不周，反而容易给国内的反动势力和图谋不轨者以可乘之机。只怕到时候局面难以收拾。况且，如果将天下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无疑就是心脏，地方州县便是四肢。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皆是身外之物。高句丽罪不可赦，应当讨伐。然而也只需几员大将率数万兵马即可讨平。皇帝陛下如以万金之躯亲自出战，反倒更令人担忧。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以褚遂良等为首的文官集团。
第二种观点则完全相反，认为除恶需务尽，要像对付东突厥一样，彻底扫除后患。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以李世眅等为首的武将。
第三种观点则颇有些循循善诱的味道：尧舜禹汤等君主再贤明，也无法让冬天的地里长出庄稼，但一介农夫再怎么鄙陋无学，也能在春季顺利地种植庄稼。事物的发展，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恰当地把握时机。世间万物都有一定的运作规律，顺应这个规律才能获得成功。泉盖苏文上欺国王，下虐百姓，人人侧目。此时正是荡平高句丽的绝好机会。各位大人的观点虽然听之有理，却少有人看到这一点。
最后，第三种观点成为了大家执行的标准，因为提出这一观点的正是皇帝李世民本人。并且，他还决定，此次战争由朕御驾亲征！
李世民决定攻打高句丽，并不单纯是一时之怒。实际上，在巩固了政权之后，太宗即提出“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可以说他很早就以将高句丽纳入版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了。
当年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