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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话痛快淋漓地揭露了二张的真实面目，丝毫不留情面，令他们如坐针毡，却无力反驳。
一旁观战的武显、武旦等人显然对案情已心中有数，只是碍于女皇的面子，不便开口。
既然无人能说，武曌只能亲自出面：“张说真乃反复小人！理当和魏元忠一并关押，待审明实情后再行处置！”
于是张说也失去了自由，但他只是被关押，并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
之后张说又数次接受讯问，而他的回答却始终如一。
从常理推断，一个人多次忤逆皇帝及其宠臣的意思，公开给他（她）们难堪，自然是要大祸临头的。但张说是个例外。
由此可见，此事并非如文字记载般简单。
单从武曌的反应看，听到张昌宗的诬告后她勃然大怒，逮捕魏元忠，显得对张氏兄弟无比信赖。但她并不糊涂，否则魏元忠和张说早已丧命。所以，真正的情况应该是：病中的女皇心情本就不好，张昌宗的诬告又正中自己的心事，出离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暴怒之下魏元忠就成了炮灰。然而多年的政治生涯和人生阅历还是很快让她冷静了下来，意识到自己听信了一面之词，可能导致好人蒙冤。所以她决定公开审理此案，而不是假手酷吏。此次无论如何，她要自己看到事实的真相。
张说和张昌宗的当庭辩论，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孰是孰非。可武曌为什么还要怒斥张说“反复无常”，并让他一并下狱呢？
因为她得给二张面子，给他们台阶下，至少不能让他们在儿子和朝臣们面前丢脸。至于后来的审问，我更倾向于是女皇对张说的考验，因为危难时候才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和信念。
在正式结案之前，大量来自官员和百姓的奏章或请愿被送到了武曌的案前，有替魏元忠鸣冤的，有痛斥二张所作所为的，更有甚者，直接指着武曌的鼻子痛骂在她主政之下，赋税沉重，奸邪当道忠良遭受排斥，并称长此下去势必要激起民变，宫城之内也将刀光剑影，血影重重，女皇自身也将难以保全！
面对这种言辞激烈的奏章，武曌没有动怒，也没有下令缉拿上书之人。倒是张氏兄弟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扬言要怎样怎样。不过，在官员们的极力担保以及女皇本人的干预下，事儿还是平静地过去了。
如果说武曌对二张真的是言听计从的话，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仅如此，凤阁舍人宋璟在张家势力极度膨胀的局面下依然不买二张面子，显得十分另类。习惯了被人捧着的二张开始倒也对他恭敬，时常放低姿态与他套近乎（也是，鬼也怕恶人）。可宋璟就是不哼不哈，二张的礼物，概不接受；笑脸相迎，权当没看见。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当众讥讽二人，嘲笑拍二张马屁的人都是张家的奴才。
最后，二张终于出离愤怒了。他们开始在武曌耳边编排宋璟的不是，要求将他治罪。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武曌始终不为所动，并告诫他们不要再胡来。于是宋璟依旧好好做他的官，依旧视二张如臭气。
“张昌宗告魏元忠谋反案”终于结案了。没有具体的罪名，只模糊称魏元忠等人出言不逊，虽有罪过但罪不致死，给予小小惩戒。魏元忠被贬为九品的高要县尉；整个审讯过程中没有留下任何言语或行为记录的高戬（这仁兄真是纯粹一跑龙套的）与张说一起被流放岭南。
尽管曾经N起N落，对于这次流放魏元忠仍然愤愤不平。临行前他给女皇撂下一句话：“陛下将来定有想起微臣的时候！”，此外，他还指着女皇身边的二张说：“这两小子终有一天要给陛下闯出大祸！”
听到这话，二张赶紧作天真无辜状，跪在地上又是磕头又是如大猩猩般捶胸，表达自己的忠诚。
对此，心明如镜的女皇只是笑笑：“元忠，去吧。”
眼看计划泡汤，张易之还不死心，依然时刻在关注着魏元忠。
魏元忠离开神都之时，太子仆（正四品级官名，不是太子的仆人）崔贞慎等人在城外设宴，为他饯行。张易之借题发挥，用假名“柴明”写了份状子向武曌告密，说崔贞慎等人联合魏元忠造反。
对于谋反案武曌是从来不嫌多的。监察御史马怀素奉命调查此案。
魏元忠又一次陷入了信任危机。
马怀素同样是位正直之人，面对来自皇帝和二张的压力，他就两句话：要么请“柴明”与被告当庭对质，要么魏元忠无罪。
“柴明”自然是不会出现的，于是马怀素的调查结果是：魏元忠和崔贞慎等人无罪。
对此武曌很不满意，她认为是马怀素办案不力，没有执行“从严”的方针。
对此，马怀素硬邦邦地顶了一句：“陛下手握生杀大权，要谁死，一句话便可；可如果让微臣办案，臣不敢不说实话！”
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倔种”，收拾他的方法多了去了。可武曌却又一次选择了收手。
第三十三章 政治不是请客吃饭
忌于二张的强大影响力，大部分人对他们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方针，但也不乏一些人想着不管二张以后如何，眼前总是红人，搞好关系有利于自己目前的发展。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被提拔为内史的杨再思就是这么想的。
其实这人心眼不坏，心胸也不狭窄。通过明经科考试踏上仕途后，他的第一份官职是玄武县尉。
任职期间他曾奉命前往京城公干。
这种芝麻绿豆官到了京城也就跟空气差不多，办点事儿得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外加赔笑脸，吃住也轮不上什么政府招待所——街上到处都是客店，自行解决吧。
一天，一位梁上君子在他的房间行窃时被他撞了个正着。
这种情况下贼一般会考虑夺路而逃或是拼个鱼死网破，不过在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时，杨再思却慢悠悠地先开了口：“看起来阁下也是穷苦之人。在下虽然也不富足，但多少还有些银两。只求阁下留下公文，其他就当我送给你的。拿了钱快走吧，莫要被人看见了。”
贼傻眼了，沉默了片刻终究还是拿了钱逃了。而杨再思只是不慌不忙地整理了一下行李，毫不声张，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杨再思涵养的确是好，可回去的路费怎么办？要不报案，让公安部门帮着弄张回程的车票？
杨再思没有这么做，而是找熟人借了点钱回去了。
或许是做好事便有好报。接下来，杨再思的官越做越大：从县尉升为天官员外郎、御史大夫，然后一路升到内史；爵位方面也取得了郑国公的头衔。
当然做好事不是升官的充分条件。杨再思的长处还在于他够聪明，能够迅速捕捉到领导哪怕是再细微的动作，由此推断出领导的想法，然后就顺着领导的心意说话，自然官运亨通。
在他十多年的高官生涯中，杨再思没有推荐过一人，也没有公开反对过一人。要说当宰相当成这样也算是窝囊的了，因此不免有人对他的为官之道产生了好奇。
经不住再三的追问，杨再思终于道出了他的人生哲学：“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
这话换种说法就是凡事往后缩，能推就推，不得罪人是第一要务，果然和千年之后的“做大官诀窍——多磕头，少说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抱着这种信念，杨再思觉得应该和张家兄弟搞好关系。
张易之的哥哥、司礼少卿张同休一次宴请同僚，半醉之时带着酒气对杨再思说：“先生的面貌很像高丽人。”
注意，这可并不是什么好话。当时国人都以天朝上国自居，整容业也还没有出现，没有人愿意被人说成是来自蛮夷小国。可杨再思不这么想，他知道张同休不能得罪，而且张同休这么说代表没拿自己当外人，所以他非但没板脸，还特地用纸剪了个高丽式样的帽子戴在头上，嚷着高丽语为大家大秀高丽舞，逗得在场人哈哈大笑，丝毫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不管人们的笑声中带着多少的鄙夷和讥笑。
杨再思不仅拉得下面子，还勇于突破创新。
一日，官员聚会，张昌宗也在其中。于是便有谄媚之徒拍他的马屁，夸他容貌俊美，仿佛盛开的荷花。大家伙也都纷纷跟着点头。
张昌宗听了自然乐不可支，可杨再思却摇了摇脑袋，说“此言差矣”。
张昌宗纳闷了：此人一向与自己交好，连手下人也不轻易得罪，今儿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于是板起面孔：“杨公何出此言？”
杨再思谄媚一笑：“不是六郎像莲花，而是莲花像六郎啊！”
自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