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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李治的奏章中，武后列举了武敏之的以下罪状：
一、与外祖母荣国夫人乱伦。
二、贪污皇后拨付的锦帛。
三、逼迫强奸了太子原未婚妻杨小姐。
四、外祖母死后不但不守孝，反而酒色不断，严重有伤风化。
五、调戏太平公主并奸污其侍女。
在罗列了上述罪行后，武后向丈夫表示，此人不配做武家的后人，也不宜再留在京城。
自准太子妃事件发生后，李治已是恨得牙痒，但忌于武敏之的身份又不能“擅自”处理。这时的李治，由于长期的习惯，已经对武后从宠爱、信任演变成了逆来顺受，缺乏主见。
既然老婆发话了，那么下面的事就好办了。咸亨二年六月，李治下诏，勒令武敏之恢复贺兰姓，同时将他放逐至雷州（广东省雷州市）。途径韶州（广东韶关）时，贺兰敏之被当地官员用马缰绳勒死（另一说是自裁），就此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据其后出土的墓志铭文记载，贺兰敏之死时年仅二十九岁。
客观地说，贺兰敏之的死确实给武后带来了相当的冲击。无论她有多强势，亲信之人的背叛都是刻骨铭心的痛。贺兰敏之后，她已很难再相信任何人，除了她自己。
我不知道按照唐朝的制度，大臣和后妃们给皇帝的奏章是不是要公开，但归档、保管是一定的，武后敢于在奏章中揭露如此多的丑事，可见她不怕被人知道，也不难看出她的愤怒。
或许有人会怀疑罪状中有诬陷的成分，可武后犯不着往死去的老娘身上泼脏水吧！拉自己的老妈、女儿和未来儿媳妇一起下水，就为了诬陷一个外人？若是如此，这笔买卖也亏大发了！
第十章 天皇天后
贺兰敏之已是过去，对于武后来说，把握现在才是关键。不客气地说，自打武后垂帘听政，这政务大事都必须有她的点头才能最终敲定。与此同时，李治的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不得不把更多的事情交给武后处理。
看过《高宗本纪》或是《资治通鉴》的细心朋友不难发现，自打泰山封禅之后，李治便开始不断巡幸外地，最初是数月一次，后来竟几乎发展到一月一次。
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李治喜好游山玩水，而是因为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春秋天也一定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才舒服。
李治的每一次出巡，作为正妻的武后都是寸步不离的陪伴，留下太子李弘监国，处理日常事务。
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中，政治格局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虽然武后拥有了相当的权力，但整个大唐帝国的政治核心仍然是病榻上的李治。所有的人，包括武后的权力都得借助于他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便是谋逆，便是造反。
在李治看来，身边的宫女、太监，包括给他看病的御医，都是工具。唯有武后，才是病痛中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只有这个人才能给他带来温暖。对于武后，他一直心存感激。
留守太子李弘，颇有乃父当年的风采——宽宏厚道，礼贤下士，满口圣贤之言。平日里李弘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经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若是有些不那么合乎礼数的行为，只要别人说一句“子曾经曰过……”，他就立刻敛容答谢，改过自新。
可以说，李弘是个好人。但好人也会有问题。
一则是他十分喜好读书，很崇拜教导他的老师和其他饱学之士，认为把政事托付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所以监国时他就常常把大权交给这些大员，自己则深入一线考察调研，体察民情。
关注民生是好事，但作为领导者这种做法未免有些不妥，毕竟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领导者应该多方听取汇报，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就算李弘不吃饭不睡觉，每天走访十户百姓，相对于整个天下来说，又有多大意义呢？
二则李弘继承了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的光荣传统。不仅无力缚鸡，还像他父亲一样时常处于亚健康状态。好在他年轻，不至于一生病就动弹不得，但比起爷爷李世民来就差很多了。
对于儿子的做法，武后是有想法的。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她早已把天下看作是丈夫和自己两个人的。李弘作为未来的皇帝，怎能整天只关心张家收了多少谷子，李家的母猪又下了几头小猪之类的芝麻小事，而将至高无上的权力拱手让给外人呢？
同时李弘的身体也让她十分担心，照顾李治已占用了她大部分的精力，而儿子年纪轻轻就已经如此，以后可怎么得了？
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做了许多份内和份外的事儿。以她的性格，很难说脑海中没有出现过诸如“换做我当皇帝会如何如何”的想法。这些年里，她在处理政务时已开始显露出要大权独揽的意思。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李治又改年号了），李治下诏，对祖宗（上至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李渊的高祖父，下至老爸李世民）及其正妻全部换上了新尊号。这本无可厚非，反正人都死了，给俩头衔也没啥。
但末了拖着的一句倒很是耐人寻味：为避免日后使用“先帝”一词时指代不明，当今皇上两口子将使用专门的称谓：“天皇”、“天后”。
这个理由实在无聊。“先帝”绝不止一个，也没见哪个皇帝因为担心被搞混而非要专门再起个称谓的。
再深挖下去我们发现事实上“天皇”还不如“皇帝”。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天皇”，他和同为传说中人物的“地皇”、“泰皇”并称“三皇”。
战国末年，一统天下的秦王嬴政觉得自己功过三皇，勋超五帝，已有的尊号都不够体现自己的牛X，就发明了“皇帝”这一称号，意思是“皇”和“帝”要合起来才能体现自己的伟大，这才诞生了秦始皇帝。
李治倒好，逆流而动，主动退回到“天皇”。大臣们不少都心中有数，可看到皇帝夫妇，尤其是皇后那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唉，有些话还是烂在肚子里的好。
上元元年，武后上疏，提出了政治建议共计十二条，全部被李治所采纳。其中有两条建议尤为值得关注：
1。中国人讲究孝道，父亲去世儿子要服丧三年。建议修改为：母亲去世，即使父亲健在，做儿子的也同样要为母亲服丧三年。
2。京官工作辛苦，工资却多年没涨。建议提高所有八品以上在京官员的薪资待遇，具体加薪的幅度由财政和人事部门协商后报批实行。
前者的推广较为顺利，因为父母的养育之恩本就难分高下，尽孝也不该有所区别。武后这样做便是要借用法律的形式把服孝制度化，凭借国家强制力来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同样也抬高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后者的施行就更加顺利了。给公务员加薪，可是让官员们皆大欢喜的事儿。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是谁给咱们大伙谋的福利啊？不是皇帝，是皇后！啊，看来皇后对大伙还是不错的。于是，就这一下子，许多人都记住了皇后的好。
不管武后是有心还是无意，仅这两项措施便为自己笼络了人心，捞足了政治资本。
此外，武后还积极效仿前夫李世民，面向社会各阶层海选人才，组织编写了《列女传》、《臣轨》等书籍多达一千卷以上。在当时，这批武氏门下的文人们便被统称为“北门学士”。
当然，招纳他们可不仅仅是为了探讨文学或著书立说，在国家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中也时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这些人，某种程度上正悄无声息地对宰相们实施着代位权。
对此，不少大臣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有所觉察，并迅速做出了回应。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李治头痛病发，因担心太子还不能堪当重任，有意让武后代为摄政。
这下宰相们不干了。中书侍郎郝处俊和李义琰提出：“皇帝治理国家，皇后治理后宫，此乃自然之理。陛下如果龙体有恙，为何不把天下传给子孙，却要传给皇后？”
尽管李治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却无意从侧面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长期的男弱女强的夫妻生活中，皇帝的威严与唯我独尊在武后面前已荡然无存。此时的李治已经被潜移默化成了一个缺乏主见的人，每当遇到困难，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武后。而作为夫妻间较为强势的一方，武后也已经习惯了对丈夫的吩咐与要求，而不是传统的夫唱妇随。久而久之，武后对权力的攫取欲和使用欲也越来越强。
同年，武后盯上了自己的儿媳妇、周王妃赵氏。
说起赵氏，又是皇家一笔糊涂账。
赵氏的母亲是李渊的女儿长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