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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其实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其一，不能高估当时铁路交通的能力，当时天津到北京的蒸汽火车的运行要调动各个机关衙门，沿途各站还要配合。就算荣禄得知了维新派军事政变的计划，也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调配好整条铁路线的人员和物资并开出专列，在天亮前赶回北京。其二，宫廷制度的规定让荣禄不可能在深夜闯宫去见慈禧。而且，慈禧当时已归政光绪，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了。她不能随时随地、直接无碍地接见朝臣，更不要说是在深夜接见了。其三，慈禧在八月初六发动宫变收回权力时，给康有为安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无军事政变的罪名。假如有这么一条，康有为就不是“交刑部按律治罪”了，而是灭族。
实际情况时，第二天，那位上书太后要求采取措施制止皇帝胡闹的御史杨崇伊来天津宣读北京政变，太后重新训政的通告。老奸巨猾的荣禄从杨崇伊处得知袁世凯在北京的这几天与维新派交往甚密的情况，疑心大起，立即传见被他扣在府中的袁世凯，一定要搞准袁世凯的立场。当袁世凯得知慈禧太后已经在北京动手，维新派已彻底失败的消息，立即将前三天的所有情况和盘托出，包括谭嗣同法华寺所说的一切。
袁世凯还是告密了，但初五前告密和初六告密却有着重大的区别。初五前完全是卖友求荣，但初六后就出于自保了。
八月初七，杨崇伊携带荣禄写好的密折急返京师，慈禧太后大惊，于是在初九再发上谕，逮捕谭嗣同等人，大肆搜捕维新派。这个时间差，也足以佐证袁世凯在初五晚上并未说出谭嗣同的密谋。
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袁世凯一直不堪回首。事实证明，他的所有行动都在荣禄那个老奸巨猾深得慈禧信任的家伙的监视中，借口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外，要自己立即返天津布防，将自己调回了天津，随后即派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进驻天津，切断了自己与北京的联系。而董福祥的甘军也进驻北京。聂士成与董福祥都是绝对忠于太后的！
当时真是千钧一发啊。亏得自己将谭嗣同的谈话全盘报告了荣禄，取得了荣禄及慈禧的谅解。虽然他在维新一事上有罪，但关键时刻站稳了立场，犹可造就。另外就是，荣禄一直很欣赏袁世凯，有荣禄在慈禧面前说项，袁世凯人生中的一大难关就此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袁世凯最后站对了队，朝廷当然要奖赏他。授予他山东代理巡抚一职就是对他的奖励。山东不设总督，他这个署理巡抚就是最高首长，足以让他大展抱负了。剿灭已经让洋人深为不满的义和拳，严厉限制非法结社。当然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响马就更在严厉打击的范围中了。
没料到一进山东，无谋的曹锟就让他栽了大跟头。
曹锟关于进剿蒙山的报告让袁世凯摔了杯子。蒙山贼的五个头领全部完蛋了，贼巢被烧毁，阵斩千余，俘虏抓了七百多，肯定是大胜仗。但进剿一股占山为王的草寇，竟然折损官兵近五百人！其中从小站跟随他到山东的应当不下一半！这还不算，自己的老巢竟然被一股不明身份的强人所袭占，军资损失严重。最令袁世凯痛心的是，竟然有三个队官、五个排长折于蒙山一役！袁世凯可以忆起那些阵亡（失踪）军官的音容笑貌，对于他一手打造的武卫右军，袁世凯可以叫得出所有军官的名字，他们几乎全是他创建的随营学校的毕业生，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石。
但是竟然有五百火种折损于小小的蒙山！该死的曹锟，该死的曹三傻子！孙德旺被俘岂能抵消如此惨重的损失？他以为一封天花乱坠的文书就可以掩饰自己的失败？
就清帝国而言，算得上精通军务尤其在军事教育上下了大工夫的袁世凯知道军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意义，军官与士官，是一支军队的骨骼和血脉，不是数字的叠加，不是随地补充几百大字不识的农民就能弥补的。精研历代战争特别是明末剿匪战争与平定太平天国战争的他深知，农民军的做法就是裹挟大量的无知愚民投入征战，胜则一哄而上，败则顿作鸟兽散。太平军与曾侯的湘军比，几乎每场战斗都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硬是打不过控制严密训练得法装备精良的湘军。自己的新军别看只有区区七千余众，但那都是经过精心训练的精锐，是自己扩军的本钱。扩军是当然的，而且已经做了。天津处于朝廷的鼻子下面，总是顾虑太多，现在牧养一方，总算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但是狗日的曹仲珊，竟然在蒙山一役就折损了五百人！这还不包括伤兵！如果这样的仗再打上几仗，自己一生所聚之心血将付之东流！
必须严惩这个饭桶！袁世凯喊进卫兵，让其将王士珍找来。
在等候王士珍到来的空当，袁世凯继续思索着。他清楚，朝廷之所以将自己外放至山东成为封疆大吏，和义和拳的暴乱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说美国公使康格便对直隶山东的地方官吏纵容义和拳的态度深为不满，要求朝廷将毓贤撤职，派遣能够严厉对待义和拳的官员到山东主政。自己的前任毓贤和前任的前任张汝梅，一个满人一个汉人，都在义和拳问题上犯了错误，错误就是都用“抚”的策略，虽然毓贤是满人中少有的清廉干员，西太后也非常欣赏他，但是碍于洋人，还是将毓贤调任山西巡抚，而将一向态度鲜明主张“剿”而不是“抚”的自己派至了山东。
袁世凯一到山东就任，就感觉到了山东，特别是鲁西南一带义和拳势力的蔓延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在与几个助手商议后，袁世凯果断发出了“禁止义和拳匪”的明文告示，派出新军分赴四方，抓捕会首坛主，解散各种形式的聚会。在袁世凯看来，义和团的所作所为简直可笑之极。
彻底让袁世凯看破义和拳纯属骗人的是一件让人想笑又笑不出来的事，一个部下为他引见了一个拳坛的“大师兄”，说此人极具神通，刀枪不入，弟兄们用洋枪打根本不惧。袁世凯大为好奇，马上现场求证，来到辕门外的空地，几杆洋枪对着身穿大红袍的大师兄开火，袁世凯惊讶地发现此人真的毫发无损，硝烟散去，那人依旧双臂抱胸，微笑着面对着新军的兵士们。袁世凯下意识地抽出自己佩戴的勃朗宁，对着大师兄便是一枪，此人立即倒地，再也站不起来了。袁世凯在众人的惊叫声中上前察看，见大师兄胸前的枪口正泊泊流血，人早死球了。
袁世凯喝令将刚才开枪的士兵们关起来审问，果然这帮被义和团买通的兵丁是拔掉了弹头开枪的。袁世凯严厉处罚了那几个“托”，这件事彻底让袁世凯认识到了义和团的欺骗性，对义和团的立场彻底转向了镇压与取缔了。
王士珍是赞同严厉取缔义和拳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甚至比袁世凯更为坚决。武卫右军刚到德州时，袁世凯曾遇到一件麻烦事，得到京里某位王爷关照的义和团首领成为袁世凯下不去口的刺猬，这件事被王士珍干脆利落地解决了，办法就是先斩后奏，反正人都被杀了，京师的权贵也没什么好办法了。当然，王士珍是要负些责任的，这件事再次证明了王士珍的敢于担当。
看过曹锟的军报，王士珍稍一思索，便提出不赞成严惩曹锟，而应当褒奖他。王士珍的理由有三条：第一，就成于小站的这个军官团体，曹锟的资历算是浅的。但这个背后被人叫做曹三傻子，人前多被称作曹三哥的前布贩子很得军心，大概是曹锟具备一种用人不疑的气度。严惩曹锟，对于正在急剧扩大实力的武卫右军的士气是一个损害。其次，咱们出兵山东，朝廷正在看着，戊戌年的事情，怕是没全完，尤其是在荣禄那边。荣禄是武卫军的总司令，好不容易得到他的允许，可以在山东将武卫右军两翼（相当于旅）的建制充实，此时如上报损失，严惩曹锟，好像我们打了大败仗似的，不好。
王士珍建议应褒奖曹锟所部，将此次征剿蒙山贼的胜利速报朝廷，既然那位赵大人有所请托，再给赵大人写封信。总之，咱是打了胜仗的嘛。至于团体内部，先将情况调查清楚，再做最后决定。曹仲珊不是正在来济南的路上吗？等他来了，大帅您心平气和地跟他谈谈，现在最关键的是那支打劫了我们辎重，俘获了我们百十余官兵的响马究竟去了何处？如果真是抱犊崮的，我们怕是还要打上几仗才行。
袁世凯逐渐冷静下来，他必须承认，王士珍的话是有道理的。特别是他说的第二点。
戊戌事变后，慈禧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