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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王铭章把部队集中起来，对大家说：“打退的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明天，他们会组织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要有充分准备，要做到人在城在，有一口气也要与敌人拼到底！”
散会后，他又到各个阵地检查，要求每人构筑好工事，并注意防空隐蔽，待机出击。
次日上午8时，矶谷集中了1。5万步兵，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越发疯狂地向中国守军进攻了。不到半小时，数百名日军凭借云梯，登上了城墙。几分钟后，中国的敢死队开始出击，官兵们挥舞着大刀，吼叫着一步一步扑向鬼子。经过白刃格斗，虽然将鬼子推下了城墙，但损失巨大，180名敢死队员只剩下13名了。
下午3时，城墙多处被突破，大批敌人冲进了城，守军越打越少，王铭章和他的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甲辛被一发炮弹击中，受了重伤，王铭章为了不拖累大家，开枪自杀身亡。
这时，只有张宣武团长及几个士兵坚守在北门城墙。天黑了，眼看守城无望，张宣武命令打开北城门，他们担着王铭章、赵渭宾等人的遗体，向南突围。
武汉、重庆、广州等各城市的报纸，刊登了滕县之役及王铭章壮烈殉国的事迹，号召大家学习王铭章宁死不屈的精神。
国民政府为表彰第一二二师在滕县英勇杀敌的事迹，特为该师立碑记功，并追授王铭章陆军上将军衔。王铭章的灵柩经武汉、重庆、成都运到他的家乡时，沿途民众纷纷举行悼念、祭奠活动。
在武汉，蒋介石率军、政官员参加悼念仪式。悼念大厅庄严肃穆，蒋介石和军、政官员们神情庄重地在王铭章灵前鞠躬默哀。
中共中央也派代表来参加悼念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秦邦宪等敬献了挽联，摆放在王铭章的灵前。挽联上书写着：“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顽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悼念会上，蒋介石发表讲话，他说：“各位，王师长是位爱国的军人，是一位热血男儿！他在滕县拿3000人抵挡日军迂回部队1万多人，他是何等的勇敢！上月16日早晨，战事开始，王师长率部浴血抗战，肉搏八小时。当夜日军由东关向城内开炮，城墙被轰塌两处，王师长便命令用食盐千包填塞缺口，他是何等的机智！17日早晨，日军大批包围四城，飞机大炮猛烈轰炸之下，日军坦克冲进城，城里弹如雨下，火焰漫天，王师长不但不退，还带了参谋长赵渭宾、团长王麟、县长周同等登城督战，他又是何等的壮烈！直到下午，局势更坏，援兵当时已经开到，可是同日军援兵遭遇，进不得城，救不得他，王师长先是腹部中弹，继而举枪自杀，赵参谋长和王团长也先后阵亡。县长周同看见这种情形，便对左右说：全国失陷的县城不知有几百个，但还没有听说县长慷慨殉职的，我愿意死在这里，留一青名于后世！周县长说罢，从城楼上一跃而下，坠城殉国。剩余的士兵还在烟火弹雨中同日军死拼，3000人突围而出者，不到一成，他们又是何等的壮烈！”蒋介石顿了顿，继续说，“要抗战便要流血牺牲，不是在嘴上嚷嚷就算的，王师长是个模范军人！”
最后，他号召全军将士以王铭章为楷模，不惜杀身成仁，坚决抗战到底。
台儿庄大捷（1）
滕县虽然失守，但王铭章挥师挫敌，阻敌锐气，为徐州一带中国军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为尔后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线，南接陇海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如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赵墩沿铁路西进，攻取徐州，
又可北上策应坂垣师团，断张自忠、庞炳勋各军后路。
在进攻滕县之时，日军濑谷支队于3月17日攻陷临城。18日矶谷师团分兵南下，直扑韩庄、峄县，咄咄逼人。此时汤恩伯兵团奉命从河南归德和安徽亳县驰援临城。由于路途遥远，仅先头部队到达临、峄地区。守峄县的第二十二集团军之八十五军一个团伤亡惨重，团长阵亡。敌人占领韩庄后企图渡过运河，直取徐州。
蒋介石判断日军志在争夺徐州，便带着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来到徐州视察。李宗仁将台儿庄战役的腹案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后，蒋十分赞同。他说：“打仗气可鼓不可泄。日军有‘不可战胜’之神话，我认为要通过台儿庄战役，打破这个神话！且见今日之事态，只要我们有最后五分钟之坚，则此神话必破无疑。”
李宗仁与白崇禧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长期合作，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世人称他俩为“李白”。李、白不分家，路人皆知。有一则谜语说：“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两人，是两人乃是一人。”人们一猜便知，谜底便是李白。
李宗仁向蒋提出了要将白崇禧留下，协助他运筹台儿庄战役的要求，蒋介石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周恩来对台儿庄战役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周恩来于1937年12月18日到达武汉后，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和日军的动向。他充分利用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职务之便，同国民党高层人员广泛接触，一面宣传我党的路线和战略方针，一面鼓励他们随时抓住机遇打胜仗。白崇禧是桂系领袖之一，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周恩来时常参加政府和军队的重要会议。因周恩来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北伐时担任过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军主任，参与高层指挥，打了许多大胜仗。白崇禧对他十分敬重，俩人见面时白崇禧总是张口闭口地说，周主任有何指教之类的话，这并不是虚伪的应付，而是出自内心的。1938年2月，桂系学生军路过武汉，白崇禧特邀周恩来到江边码头学生军的驻地，请他为学生军作了长达五小时的生动讲演。3月上旬，日军在津浦铁路北段大举增兵，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白崇禧被蒋介石派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白崇禧认为日军在徐州有可能要采取南北夹击中国军队的企图，中国军队兵力数量上虽多于日军，但日军兵员的素质相对比中国军队要高，在他们的头脑中，有武士道精神作支撑，中国军队难以阻挡日军的步伐。因此，他前往徐州之前，有着重重的顾虑，他担心这一仗凶多吉少，对能取胜日本人更是没有把握。
行前，白崇禧主动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叶剑英请教对敌作战的方略。周恩来热情地摊开地图，分析说：“徐淮地区除东部有山，大部分皆属平原水网地区，徐州和济南之间地形平坦辽阔，可以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术，寻机作战。在徐淮地区的李品仙和廖磊的两个集团军都是能征善战的‘铁军’，加上北面八路军，南面新四军的密切配合。”周恩来知道白崇禧心中的顾虑，为他打气说，“中国军队无论是数量和质量上，在这一局部地区都远远超过日军。战术上可以采取守点打援或围点打援。我们只要设法在一个地区集中大于日军几倍的兵力，就可达到歼灭敌人一个大队或一个师团的预期目的。”
周恩来的一番分析，使白崇禧茅塞顿开，他打消了顾虑，增加了信心。
白崇禧随蒋介石离开武汉，到了第五战区后，周恩来依然在苦思冥想着徐州的形势。战前半个月，周恩来根据敌人动向和徐州东南的地形，拟订了一个在台儿庄歼敌的预案。他觉得自己的方案符合实际，对李宗仁制订作战计划有作用，决定派张爱萍前往五战区，传达自己的意图。
为什么要派张爱萍去呢？这一点周恩来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日军在中国内地间谍多如牛毛，在武汉的窃听机构更是无孔不入。作战预案事关军机大事，发电报打电话都有可能泄密；第二，预案只是初步设想而已，只能提供参考，不能因此而束缚前方指挥员的思路，发电报打电话难以说清；第三，张爱萍是儒将，能文能武，善于外交辞令，这事由他传达，周恩来一百个放心。
张爱萍接受任务后，先坐车后骑马，日夜兼程。当他大汗淋漓地赶到五战区司令部时，蒋介石已离开了徐州。
李宗仁和白崇禧明白了张爱萍的来意后，对周恩来更是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