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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日军开始向中国军队轰击，大战终于打响了。
淞沪战役之初，蒋介石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他始终牵挂着这场战役的输赢。就在战役打响的8月13日上午10点——离第一枪仅45分钟后，蒋介石的急电就传到了南翔张治中司令官的手里：……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到目的之气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
张治中耐着性子看罢蒋介石的手令，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大战已一触即发，委员长却在南京忧心忡忡地说什么“希再研讨”。刀已架上了脖子，人头就要落地，火已烧到了眉毛，是研讨的时候吗？有研讨的时间吗？
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正在青岛养病的张治中不顾医生劝阻，急驰回京。这时，他的部队第八十七师在苏州、常熟；第八十八师已调到无锡、江阴，江苏省和上海市只有几个保安团队。张治中为抓住战争的主动权，待第二师补充旅到达苏州后，便令其一团化装成上海保安队，进虹桥、龙华两飞机场，加强警戒；一个团化装成宪兵，开驻淞江。又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到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防务。
老蒋的态度变了（4）
张治中的意见是一定要争先一着，先下手为强。蒋介石已有吸引日军主力南下淞沪的计划，准备集中主力在淞沪与日军主力决战，一是争取国际舆论与在上海有利益关系的国家和国联出面干涉；二是利用在上海抵抗和封江的时间，掩护国民政府和主力从容退守武汉、南昌，保存实力，并拉开战线，相机破敌。
张治中到了黄埔路蒋介石官邸，主动请缨，恳切地说：“委座，我有个观念，一定要先发
制人，中国对付日军，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是他要打我而我不还手，‘九·一八’便是这种；第二，是他先打我，我才还手，‘一·二八’、长城抗战属第二种；这次淞沪作法，应是第三种，就是先下手为强。”
蒋介石十分赞同张治中的意见。
8月11日晚上，根据统帅部的命令，部队当夜开进了上海的预定阵地。并在13日的拂晓做好了攻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据点的准备。
就在部队准备出击时，天气突变，拂晓时分便下起了暴雨，七级大风伴着豆大的雨点，张治中正准备下令出发时，却接到了统帅部的命令：“不得进攻！”
统帅部的脸也和老天一样说变就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张治中迷惑不解，立即向统帅部发电报，报告说：“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
可是，统帅部那头硬是坚定不移地命令他不得进攻。
敌人张开了血盆大口，我军剑拔弩张，统帅部却出尔反尔，不准出击。张治中头脑中一片空白，为了准备这个战机，他废寝忘食，含辛茹苦，为了抗击日军的疯狂侵略，他整整等了五年。五年前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当时，为了支援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他主动向蒋介石提出带兵增援的请求。于是，张治中率领沪宁沿线的第五军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炮兵一团等官兵，火速赶赴战场。出征前夜，他给妻子留下一份遗书，书中写道：“……这是一次反抗强暴的民族战争，也是我生平作战的第一次，我必以誓死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从高级将领做起，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这份遗书，体现了张治中抱定了马革裹尸的决心。
第五军在蒋光鼎、蔡廷锴的指挥下，参加了吴淞、庙行、浏河、葛隆、严家桥的殊死血战，第五军的忠勇奋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悲歌！
可是，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战而无功，并接令后撤。官兵虽然想不通，却只好按命令一夜间退到常熟，千千万万的忠勇将士壮志难酬，张治中在带领第五军离开上海时，心中很不平静。
五年后的今天，张治中厉兵秣马之时，又接到蒋介石统帅部“不得进攻”的命令，这令他万分沮丧。
蒋介石下达完“不得进攻”的命令后，在办公室内来回地踱步。
这时，侍从室副主任姚琮敲门走了进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曾经同姚怡诚生活了一段时间，虽然蒋后来与姚不再来往，因爱子蒋纬国是姚怡诚带大的，蒋介石对她还有着很深的感情。那时，姚怡诚的哥哥姚琮从学校毕业无事可做，蒋介石便让他到自己的身边工作。姚琮对蒋十分忠诚，只要听到有关对蒋的议论，他会私下里给蒋介石打小报告，提醒蒋注意。
蒋介石见到姚琮，转身劈头问道：“上海这一仗要不要打？你在外面听到别人怎么说？”
姚琮望了望犹豫不决的蒋介石，回答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胃口很大，他们有备而来，大有势在必夺之决心。他们装备好，如果我们不抵抗，可能只需两个月就会亡国。所以，所以……”姚琮开始吞吞吐吐。
“所以什么？这里又没有什么外人，有什么尽管放心大胆地说嘛！”蒋介石有点不耐烦。
姚琮只好硬着头皮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主张打而不主张和。而且，他们还主张要打就在上海打。”
“为什么？”蒋介石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上海打。
“上海是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外国租界多，是国际观瞻的战略要地，不打就退，政治影响太坏，弄不好就会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而且，我们在上海打，完全能拖住日军的步伐，原因是上海市内钢筋水泥建筑多，明清时期，吴淞口、杭州湾造了不少炮台，我们都可利用抵抗日军。还有，江浙水网地区，日军的现代化武器用不上。”姚琮打开了话匣子，也顾不得蒋介石生气不生气，滔滔不绝地把听到的和自己的想法都说了出来，“还有人说，我们在上海打起来，可以使日本整个战略轴线发生改变，让敌军从‘由北而南’的俯攻之态改变成‘由东向西’的仰攻，丧失其主宰战场的时机。”
姚琮一席话，坚定了蒋介石抗日的决心，他一拳击在桌子上，大声地说：“好！我们就在上海和小日本干一干！拼个你死我活！”
从这天开始，蒋介石丢掉了和谈的幻想，指挥中国军队，和侵略者开始了一场拼死的战争。
8月13日深夜，蒋介石下达了全线攻击的命令。其实，这天下午4时，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八字桥地区的伊藤茂第三大队，袭击了中国军队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步兵哨，孙元良怒火中烧，他没经请示，立即命令士兵还击，拉开了大战的序幕。
蓝天沸腾了（1）图
民国时期的中国空军
14日战况空前激烈，地面、空中、海上全面开战。这天清晨，南京光华门大校场空军司令部收到蒋介石的电令：
在长江中的日本50艘兵舰和轮船，正向东逃跑。你们大队应即带上炸弹，于拂晓前将其炸沉。倘若日舰已经驶进吴淞口，停泊于黄浦江内，就不准轰炸，以免引起国际纠纷。
这份电令迅速传到扬州第五大队。当时的值班室是临时用帐篷搭起来的，第五大队刚刚从南昌转场来扬州备战，精明的王倬值夜班，他将蒋介石的电令立即向丁大队长报告。
丁纪徐是1925年广州航空学校的飞行教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作为广东空军的混合机队队长北上参战，现在是空军第五大队大队长。这时，他接过电令，当即命令中队长刘粹刚率领18架霍克三式驱逐机，每机带500磅炸弹一枚，立即追击长江中的日舰。
飞行员王倬听到战斗命令，一跃而起，飞快地穿上飞行服，登上战机。与他一起上天的还有梁鸿云、雍沛、袁葆康、董庆祥、姚杰、余腾甲、胡庄如、董明德、张伟华、宋恩儒、刘依均和邹赓等飞行员。天刚蒙蒙亮，飞机如利箭划破浓雾快速向前。机翼下的山川还在沉睡，笼罩着一片白雾。
霍克式驱逐机编队飞行，越过江阴要塞，长江像一条白练闪闪发光。机群沿着长江向东搜索前进，但波光万里的江面上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