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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生才叹息道：“锡良此人正直清廉、勤政务实，是满清官员中难得的政绩颇佳，又仁慈友爱，作风朴实的的，我与他短短相交，若不是满汉之争，说不得将他当个知己好友。”
锡良到了云南后，根据教育落后、财政拮据、外交棘手等情况进行了大力的整顿，重点抓了整顿吏治、兴办学校、整顿军备、修筑铁路、禁止鸦片等工作，并且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李秉衡让温生才亲自与他商谈修建成昆铁路一事，事情刚有眉目便调任，让温生才多有遗憾。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多次镇压我革命起义，手上沾满了我同志鲜血，他的兄弟赵尔巽如今又是四川总督，我们在藏西南的活动多有不便，要不是兄长与锡良交厚，手中又有武力，恐怕他们对我等的矿务也要横插一手。”说起四川的官场，熊克武有些气恼。
温生才好言安抚，叹道：“我对革命同志的牺牲也是痛心不已，我曾向光华申请暗杀赵尔丰，但光华极力劝阻，赵尔丰乃是干将，各为其主，他治川边藏务有大功，为民族计，断不可逞一时之快。”
见几人默然无语，又缓缓说道：“光华曾说过，英、俄等国对西藏虎视眈眈，企图通过西藏进入中国内地，打通从长江上游到下游的通道，进而控制整个中华。从而使得西藏对于我中华战略地位之重，川藏边路的自然与人为阻碍，直接导致了中央与西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不畅达及信息沟通的不灵，更是直接成为满清政府对西藏实施有效控制的障碍。前几年英国人在背后捣乱，藏边土司等贵族频频作乱，赵尔丰临危受命，在昌都铁腕治藏，卓有成效，尽心尽力，若贸然杀之，对我等无益。”
李秉衡对赵尔丰在昌都的动作一直保持着关注，在将四川与云南、贵州等地的开发工作向孙中山等人介绍的同时，也向他们解释对清廷川边藏务的支持，“藏为川滇之毛，康为川滇之皮。藏为川滇之唇，康为川滇之齿，且为川滇之咽喉。我等在西南大手笔经营，其实英国人与边务是关键，满清反而不足为患。清廷尚知道‘保藏即所以保两川，保两川即所以保湘、鄂、皖、豫、宁、苏六省之腹地，不可谓不重大’。赵尔丰除了修建道路，架设桥梁开；改土归流，废除繁重的农奴劳役；铺设川藏邮政线路；另外在各个要地设塘站屯兵，并且在边区练兵、兴学、采矿、开垦，这些若都能办成，将来对西藏的统治将是个关键基础。我让练才向赵尔丰要了采矿权，并且帮助开垦与兴学，护矿队与护垦队都是自己训练的武装力量。疏通川藏道路与邮政乃是重中之重，练才在那里开设洋灰厂、钢铁厂以及轧钢、钢丝厂，这边与西门子合资的邮政公司前往该地区帮助架设邮政线路，都是为了早日便利川藏往来。若是几年后有了成就，资金也充足，我意架设川藏铁路，从成都修到拉萨，将西藏牢牢的掌握在我中华手中。不仅是西藏，蒙疆、西北边疆将来都是大患，当提前筹谋。”
众人早对温生才在四川的种种神往不已，又听得温生才已插手川边藏务，就连谢持、汪精卫等对李秉衡极为不屑之人也是钦佩不已。
孙中山大声叫好，连连称赞道：“我一直说光华是个实干家，做事都深谋远虑，若是不说我们竟不知道已埋下这么大一番伏笔，川边藏务能理顺，实乃我中华之幸。”
谢持等人纷纷问道：“川边藏区艰苦，想必万事不易，不知那边可有什么难处，我同盟会同志也好从旁相助。”
李秉衡诚恳说道：“其他都好办，就是有两个难处不得办法，一是在那边兴学不易，缺少人才，没人愿意去那苦地方。二是医疗卫生条件差，虽然南洋这边去了不少医生，带去不少医药，但这边发展尚嫌不足，无法过多顾及那边。”
孙中山认真的听着，仔细记下，对着汪精卫等人说道：“我们也要尽尽力，多发动革命青年支援川边，我看光华做的很对，热血青年委实不易因革命起事而牺牲，应该让他们的知识与才能用到实处，造反这些活计，还是交给我们这些亡命之徒的好。”
听到他后面开起了玩笑，众人都轻松的笑了起来。
汪精卫笑着说道：“我们慢慢想办法，至于医疗，我看可以拜托在上海的张竹君女士，她在南市上海医院任监院（院长），在上海医学界颇有名望，又是展堂（胡汉民字）等人的好友，让她登高一呼，定能有不少医学人才愿意入川。”
众人纷纷应是，这些事须有有名望之人动员方能达成，让张竹君出面正合适。
李秉衡听得提起张竹君，不由想到：莫非就是那位女权运动的杰出女士？
第135节 关于一战前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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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天空群星荟萃，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杰出人物，用刀剑笔墨留下了不灭痕迹，让后人追忆。华夏大地，自古如此。而这个时代，仍然人才辈出，精英层出不穷，争抢主导历史走向。
李秉衡常常感叹治兰芳易，治中华难，盖因如此。接下来的中华舞台将分外精彩，政治家、军事家、野心家、汉奸走狗、伟人，在中华大地写下他们的一页。
一个人的确很难改变历史，但一群人，一个团体，一个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应该可以撬动历史的支点，改变它的走向。
中华，中华，可否使你远离那些惨痛与破灭？
夜深人静时，李秉衡常常生出几许追问。在后世拯救中华的那几个伟人扛起华夏命运之柱前，自己能把中华民族引导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作为一个突兀的介入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根基的人，能够取得目前的成就实属不易。如果同盟会以及南洋、国内支持自己的力量能再多些该多好，中国人的确不够团结，不容易围绕一个领袖坚决的服从指挥。
即便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也被反对势力所包围着，黄兴等人也时不时的跟他唱反调。各有各的意见，各有各的想法，常常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本来李秉衡想改变这种状况，使得同盟会更加团结更加有凝聚力，其他党派与同盟会结合更加紧密，可他发现自己错的很厉害。不仅其他党派对他意见不一，同盟会中的许多元老也对他群起而攻。这个纷乱的时期，纷乱的政治，不是他一个人所能理的清的。所以这次孙中山等人的到来，也是一个契机，一个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
后世民国建立后，即便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但不可否认的便是，从同盟会改组后的国民党已经成为了政治主流，任何一个人一个集团无法绕过去。熟知后世历史的他如果不想偏安海外一隅，还想着让祖国富强起来，那么势必要直面政治，直面以同盟会为首的各个革命党派，直面国内各路粉墨登场的英雄豪杰。利用同盟会等党派的政治资源并不是投机，而是团结国内所有进步力量为国家统一与建设服务。
兰芳国并没有采取党派政治，即因为李秉衡等人的身份，也因为目前兰芳初建，还没有到实行党派政治的成熟度。李秉衡、朱执信等人是同盟会党员，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等人属于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光复会，居正等人更加尴尬，身份共进会或者其他党派，但对外还宣称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同盟会过去组织混乱，制度不严，凝聚力不够等毛病在兰芳内阁也成了一笔糊涂账。
如果要在兰芳实行党派政治，必然要过同盟会等革命党派这一关。如果另立门户，那么兰芳将彻底与同盟会等割裂，将来革命成功，便是两个国家，失去了进入国内政权的机会，而革命党派也不会轻易放兰芳成立的党派进入国内政坛。而不自立门户，就要面对两种选择，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
李秉衡巧妙的综合了两种政治制度，使得总统与内阁总理合二为一，既有总统制总统的权力，又向内阁议会负责，而内阁议会则是从兰芳国家银行的股东们，也就是兰芳系统治阶级中诞生，这就使得他在目前拥有实质上的独裁权力，又避开了党派政治。虽然这种政治制度并没有得到实践的证明，有着极大的缺陷，但他有信心在他执政的时期将兰芳的政治制度引导向总统制或者责任内阁制，目前他需要整合整个兰芳的资源进行他规划中的建设，只能把国家权力牢牢的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并不是他想独裁，而是为时势所逼。其实兰芳实行总统制并不困难，但仍然需要表明自己的党派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