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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百里和杜周南当即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一行人沿着小路在山坡上面漫无目的地走了起来。
孙百里和周恩来并排走在前面，周恩来不时抬头，把目光投向隐没在薄雾之中山峦，轻声问道：“孙将军，你们第四战区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孙百里回答道：“自从日军的新型战斗机投入使用之后，我军就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只能被动防御，形势不容乐观。”
周恩来说道：“敌后战场的压力也相当大！日军在去年年底集中了五个师团的兵力，对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连续扫荡，使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都急剧减少；现在日军开始在根据地外围建立隔离带，构筑碉堡、封锁沟，要把我们彻底困死；汪精卫的伪军又在日军的支援下，对新四军的苏中和苏北根据地进行清乡，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这些情况孙百里也都知道个大概，所以没有任何吃惊的表示，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说：“宜昌失守之后，陪都的门户大开，正面战场的压力也是空前的大。”
周恩来愤慨地说道：“抗战形势如此严峻，可是国民党还要和我们搞摩擦，实在令人气愤！”然后他说道：“这次召开第二届参政会议第一次会议，我党决定联合各阶层各党派的力量，要求国民政府做出不再破坏抗战的承诺，并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和政权的合法性！”
孙百里问道：“国民政府会答应吗？”
周恩来回答道：“如果它不答应的话，就是破坏统一战线和抗战的罪人！我们就要求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
孙百里说道：“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不太合适吧！”
周恩来说道：“就是因为大敌当前，才必须这样做——只有国民党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政策，放下老子党的架子，给民众以民主自由，这样一来，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区域，才可能带来各方面的民意，带来各方面对抗战建国的主张、建议和意见，自由地提出自己对于当时当局的看法、观点、意见以及施政措施，从而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的目的，共商救国大计。”接着他毫不隐讳地问道：“日军攻击南宁的时候，贵军第12集团军曾经切断日军退路，如果国民党真的以抗战大局为重的话，怎么会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痛击日寇？你是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可是指挥得动广西的军队吗？如此条块分割，怎么抵挡得住日军的进攻！”
孙百里笑着说道：“蒋委员长正准备在全国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这样就不会出现各自为战的问题了。”
周恩来看了看孙百里，轻轻摇了摇头，说道：“孙将军，你就不要装糊涂了！国民党现在连其它党派都不愿意承认，怎么可能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我们共产党有自己的军队、有政府，可是在国民政府这里居然只是个文化团体，你说可笑不可笑？（由于国民党不肯公开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不是以党派的身份、是以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的身份参加的第一届参政会议的）”
孙百里反问道：“假设国民政府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贵党真的愿意接受政府和蒋委员长的指挥吗？”
“当然可以！”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既然承认了我们的平等地位，国民党自然就要放弃一党专政，组成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阶层，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到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也好，我们的军队也好，你们福建政府的军队也好，都要脱离自己的政党，成为国家的军队，再没有党派之分，这样一来，政府就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蒋介石如果能够当选为政府首脑的话，我们自然和全体国民一样听他的指挥。”
孙百里总结道：“周先生的意思是：首先进行政治民主化，然后再进行军队国家化。”
周恩来说道：“这是当然的，如果连基本的民主都没有保障，我们把军队交了出去，岂不是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看到孙百里沉吟不语，周恩来说道：“我党真诚地希望福建政府能够和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与其他中间力量一起，要求国民党做出民主的改革！”
孙百里说道：“这个问题事关重大，百里一时之间无法决断，需要回去商讨一下。”
周恩来停住脚步，语重心长地说道：“哪一条路对民族、对国家有利，应该不难分辨出来，请孙将军三思！”然后和董必武告辞离开。
望着他们逐渐消失在林木之中的身影，杜周南苦笑着说道：“我有预感：还会有人来找我们！”
孙百里若有所思地说道：“看来不表态是不行了！”
第二百九十四章 川中参政
孙百里和杜周南刚刚回到办事处，屁股还没有坐稳，四川参政员李伯申、邵从恩就登门拜访，搞得他们有应接不暇的感觉。
李伯申五十岁上下，是个富态的中年人，胖胖的圆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的感觉；，邵从恩的年龄比李伯申略小一些，面孔黝黑，中等身材，显得非常健康。李伯申是参加过同盟会的四川国民党元老，目前在重庆市政府担任一个闲职，邵从恩则是著名的无党派人士，这两个人联袂来访，使孙百里和杜周南一下子猜不出他们的来意。
寒暄已毕，孙百里开门见山地问道：“两位先生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邵从恩看了看李伯申，见他微微点头，就清清嗓子，回答道：“我们此来是希望能够得到孙将军和福建参政员的支持，使四川参政员的提案能够顺利通过。”接着他解释道：“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四川的田赋已经连续征收了三次，而地方政府又乘机附加了很多捐税在上面，多的地方甚至达到田赋的三倍、五倍，川民已经不堪其苦，故而想陈情参政会议，要求政府酌情减免。”
杜周南问道：“既然是省政府的预算，应该直接递交省政府才对呀！参政会议虽然也会讨论地方问题，但是重点放在全国的大政方针上面，其他地方的参政员未必会对四川的事情过多关注的。”
李伯申解释道：“我们不但联名致电省政府，甚至连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财政部、行政院都逐一去电申诉过，但是却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孙百里恍然大悟：“我都忘了，现在的四川省主席是委员长亲自兼任的，你们的电报和抗议都是针对省府的预算而来，不是等于去问阎王你为什么死一样吗！”
邵从恩把大腿一拍，高声说道：“是啊，所以我们才想通过参政会议来迫使他做出让步。”
杜周南摇了摇头，说道：“这样做也未必有效。”
“为什么？”李邵两人不约而同把目光汇集到杜周南身上，迫切地想知道他的理由。
杜周南说道：“根据1938年通过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参政会议只是作为最高‘民意’机关存在的，其宗旨是：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故而，参政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对国民政府只有建议、参考的作用，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去甚远，顶多只能算一个咨询机关而已！这样一来，即使参政会议通过了你们的提案，省政府照样可以拒绝执行。”
李伯申说道：“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国民政府如果想建立牢固的抗战后方基地的话，怎么也要顾及四川的民意，我不相信他们敢一意孤行下去！”
孙百里和杜周南因为听过罗思柴尔德的分析，知道国统区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采取横征暴敛的办法也确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所以对他们的提案不抱乐观的态度。
孙百里劝说道：“如果放在和平时期，蒋委员长可能真的不敢这么做，但是现在他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还有什么不敢做的！？”接着他详细解释道：“我在福建的时候就听说后方的粮食非常紧张，入川之后，发现情况比传说的还要严重，并且听到成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可见缺粮已经缺到什么地步了。如果军粮都没有保证，如何去抵御日军的疯狂进攻？”
邵从恩的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反问道：“孙将军，你是不是认为省政府是对的，我们全川五千万民众都错了？”
李伯申用眼神示意邵从恩不要鲁莽，然后心平气和地说道：“自抗战爆发以来，出川作战的军队已经超过四十万，每年还要向前线输送十几万的壮丁，征用的民工更是不计其数，即使按照人口的比例来算，我们对抗战的贡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