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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鹤鸣和王三畏告诉李宗诚：秀吉并无乞和之心，打算派兵把两位使节抓起来，向大明索取贿赂，再次开战。他们甚至打听出了“秀七条”的详细条款，合盘托出。
秀吉的强硬态度在日本不算秘密，军中传言已久，萧鹤鸣和王三畏知道不足为奇。只是不知道他们冒着偌大风险通报给明使，是出于爱国之心，还是希望立功赎罪，返回大明。
萧、王带来的这个消息把李宗诚吓得肝胆俱裂。他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吟诗作对还能勉强应付，现在忽然要面对刀兵，心态大变，草木皆兵。日军的每一个轻微举动，在李宗诚眼里都变得十分可疑，他惶惶不可终日，感觉随时会有凶悍的倭寇闯进营盘。
经过一夜的煎熬，李宗诚做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出逃。
一位皇帝亲自委派的堂堂大明使节，居然临阵脱逃，这可真是外交上的大笑话。
四月三日的二更时分，李宗诚没有惊动杨方亨，偷偷叫了自己的几个亲信家丁，扛着包袱戴好面纱，打扮成普通官吏的模样。他告诉守釜山诚门的日本卫兵，说有紧急公文要送出去。卫兵信以为真，就把城门打开，放他们出去。
李宗诚离开釜山城，一路往着庆州方向走，结果因为天黑而迷路了，歪打误撞到了蔚山。蔚山是加藤清正的防区，李宗诚没敢多加停留，连跑带跳地一头扎进附近的深山，然后……然后又迷路了。他足足转悠了三天，也饿了三天，好不容易碰到朝鲜人的巡逻队，才算抵达庆州。
李宗诚离开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日本人发觉。当时小西行长回日本了，釜山兵事由宗义智代理。宗义智一听正使跑了，大惊失色，连忙派了重兵团团围住杨方亨的住所。
杨方亨是武举出身，胆气比李宗诚强多了，他一听正使逃了，十分镇定，继续在强兵环伺之下睡大头觉。宗义智一看这位副使如此沉得住气，便下令撤去守卫，自己亲自走进屋去，告诉杨方亨：“你家正使跑路了。”
杨方亨还是一副波澜不兴的表情：“那个傻瓜没见过什么世面，又在军营里呆的太久了，所以才跑路的。”他向宗义智提了两条要求：一，不得对使团动粗；二，不要去追击李宗诚。宗义智都答应了。杨方亨又把使团的人都叫过来，说现在我是使团的最高长官，以后都听我指挥。他的沉稳让混乱的使团恢复了正常。
处理完这一切以后，杨方亨前往李宗诚的住所，发现这位正使走得匆忙，最为重要的册封金印还扔在屋里。杨方亨把金印捧在怀里，展示给周围的日本人看。宗义智看到印信还在，这才松了一口气，对杨方亨处变不惊的态度佩服不已。
在另外一个版本里，李宗城在一次宴会里看到位美女，当场上前调戏，结果发现那位美女是宗义智的老婆、小西行长的女儿，这一下捅了大篓子，他也连夜潜逃。这个说法可信度太低，可是广大老百姓喜欢这个香艳故事，民间颇为流行，甚至还有以此为题材的春宫图……
再说李宗诚逃回汉城，把萧鹤鸣和王三畏传出来的“秀七条”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朝廷。万历听说以后，勃然大怒，既恼李宗诚的丢人现眼，又恨日本人出尔反尔。李宗诚直接被锦衣卫逮捕下狱，押回北京慢慢审问。
“秀七条”的公布，在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明廷百官一片哗然，争相上本弹劾，请停封事。弹劾的最高潮，是右佥都御史曹学程的上本。在这本奏折里，曹学程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石星和首辅赵志皋，把两位大臣骂得狗血淋头，要求他们负全责。
万历皇帝的反应出乎意料，他把曹学程下了狱，禁止继续谈论这件事。
万历皇帝这么做，有三个原因。
第一，李宗诚证词里提供的“秀七条”要求太过荒谬，和“万历三条”之间天渊之别，万历皇帝不知道其中沈惟敬与小西行长搞的猫腻，还以为“万历三条”提出在先，“秀七条”变卦在后，觉得倭寇前后态度变化太大，肯定有问题。在弄清楚之前，不能定下结论，贸然开战。
第二，赵志皋是万历面对群臣最好用的一块挡箭牌，这几年来替他挡了不少唾沫星子，万历一时半会儿还不愿意放弃这么好使的一块盾牌，赵志皋几次要告老还乡都没被批准。现在万历自然不会允许别人用日本做文章。
第三，内藤如安是万历亲自接见的；册封秀吉是万历亲自做的决策。现在如果爆出日本拒绝册封的消息，丢的是大明的面子，抽的是万历的脸。这更是不允许的。
所以，无论万历心里有多不愿意，他必须要在明面里摆出姿态，维持和谈。
比万历还痛苦的是石星，他听到“秀七条”以后，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妙，可他已经完全站在了和议的船上，下都下不来了。石星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继续为沈惟敬打包票。
这时候，一根救命稻草漂到了万历和石星面前。
在李宗诚跑回来以后，杨方亨很快也写了份报告回奏朝廷。在报告里，杨方亨认为李宗诚是误听谣言，不辩真伪，再加上加藤清正蓄意阻挠——这条是应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要求加上的——以致酿成出逃事件。他在报告里特意强调，据宗义智说，秀吉正在修建迎接明使的馆舍，马上就完工了——注意，杨方亨一直在釜山营中，他的消息来源都是日军将领，这其中真伪难辩。
可万历和石星已经顾不上分辨真伪。他们以杨方亨的报告为证据，认为所谓“秀七条”是未经查实的谣言，册封应该继续。于是，兵部向万历皇帝建议，另外派遣一名使者与杨方亨汇合，继续执行册封事宜，同时饬令驻朝鲜与辽东的明军做好战备工作。
可这时候从北京派人已经来不及了，石星索性把沈惟敬就地提拔为副使，杨方亨升为正使。这个举动，表明石星和沈惟敬已经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未必俱荣。石星心里已经把沈惟敬这个骂了几十万遍，一旦解套，他肯定第一个不放过这个老骗子。
北京的命令送到釜山的同时，沈惟敬恰好刚从日本返回。他这几个月在日本到底干了什么，有没有冒充大明使节，秀吉有没有排练好礼仪，谁也不知道。但沈惟敬一回釜山，日军立刻撤走了西生浦、竹岛的守军，说明他与小西行长又有了密议。
杨方亨此时也有点起急了，想赶紧去日本把这事了结。他不再执着于日本全部撤兵，一看到西生浦、竹岛的守军撤退，便表示尽快启程前往日本。
沈惟敬把明使这边搞定的同时，小西行长传来好消息，最后一个阻碍他们计划的加藤清正也完蛋了。
李宗诚的出逃，对日本人来说是个完全没准备的意外事件。但小西脑子太好使了，最擅长抓住突如其来的机会，出逃事件一发生，他便意识到这是一个扳倒加藤清正的绝好机会。
小西行长返回日本以后，通过石田三成向秀吉告了加藤清正一记黑状，罪名有三：一，当着朝鲜人的面对小西行长出言不逊，长他们志气灭自己威风；在跟刘珽的书信来往中自称丰臣清正，属于僭越；御下不力，纵容自己的部属去抢劫明使，以致李宗诚逃跑。
前两条罪名，属于可大可小的变量，单拿出来都不算大事，但如果跟别的罪名一结合，便会有翻倍的效果。所以真正利害的杀着，是第三条罪名。秀吉对于明朝投降一事十分关心，一听说清正这个兔崽子把明朝派来请安的使者吓跑了，大为恼怒，连带着连“自称丰臣”和“嘲笑小西”三罪并发，干脆一纸调令把他调回国，关在伏见城里听候发落。
加藤清正是秀吉一手看着长大的，感情十分深笃，这次惩罚如此之重，可见秀吉是真怒了。
搬走了最后一个障碍，六月十五日，大明正副二使加上朝鲜通信使黄慎离开釜山，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于七月初抵达伏见城。
伏见城位于京都附近的伏见山上，是秀吉常驻的大本营。使团抵达以后，却没有立刻得到接见，因为秀吉听说朝鲜只派了通信使，却没按照要求送来一位王子当人质，很不高兴，便吩咐安排使臣住在新修建的馆舍里，不着急安排见面，打算晾一晾他们再说。
这一晾，晾出个大麻烦，地震了……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京都地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这场地震的规模极大，几乎把京都附近夷为平地，方圆百里之内的房屋，几乎全都不存。就连坚固的伏见城也经受不住，轰然坍塌，压死了数百人——总算是秀吉运气好，当时不在城中，不然我们这个故事，在这里就可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