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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流亡到日本的朝人叛逃者绑了几十个,送回汉城,又许了大把贿赂,说只要你们随便派个使团过来道个喜,就算完事。游说了半天,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派遣一个和平使团去日本,表达敦睦之意。
这头搞定了,宗义智赶紧敲锣打鼓告诉秀吉,说朝鲜人同意投降,会派一个输诚使团过来。秀吉自然也是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两方面总算都交代过去了,至于接下来会不会露馅儿,露馅以后怎么办,宗义智压根没考虑过。最奇怪的是,他这种糊弄小孩子的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层出不穷,中日两国都涌现了好几位类似的“奇才”。这个我们在下文会专门提到。
总之,在宗义智连蒙带骗的周旋下,万历十八年四月,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组建了一个使节团,前往京都,名义是庆贺秀吉统一日本,还带了点土产——这就是许仪后在报告里所提及的“其年五月,高丽贡驴”。
使团五月份抵达京都,接待人是京都东福寺的主持景轍玄苏。玄苏大师是个政治活动家,专门替丰臣家打理外交事务。他告诉使团,秀吉一直在忙着打北条,无暇西顾,你们等等吧。使团只能老老实实等着,在玄苏的陪同下每日游览京都胜景,吟诗唱酬。
他们一直风雅到年底,秀吉才返回京都,腾出一点空来接见他们。主宾双方见了面,秀吉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就招待了熟饼几张、浊酒一壶,然后抱着儿子鹤松自顾玩乐。鹤松忽然尿了他一身,秀吉在众目睽睽宽衣解带,公然换起衣服来。种种无礼,终于让朝鲜使团忍无可忍,愤而退席。
这不怪秀吉,也不怪朝鲜人,要怪就怪宗义智。秀吉以为朝鲜使团是来投诚的,自然不必屈意逢迎;朝鲜使团以为自己是来致贺的,不该被如此怠慢。宗义智骗得两边都误会了对方意思,自然谈不到一块去。
朝鲜使团不想再看见秀吉了,可出使任务还得完成。第二天,玄苏大师拿过去一封国书,说你们拿回去给国王,就算是这次出使圆满了。
朝鲜使团打开国书,傻眼了。秀吉在国书开头先自吹自擂了一通自己的高贵身世与丰功伟绩,然后写了一句直接刺激朝鲜人神经的话:“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阁下方物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续善邻国宝记》)
副团长金诚一当场就掀桌子不干了,他们来的时候,宗义智明明说的是祝贺使团,怎么现在成了纳贡称藩了?他指着国书上“阁下方物入朝”六字,对景轍玄苏说:“这六个字不行,得改。”
这六个字,大有玄机。
这封国书是秀吉写给朝鲜国王李昖的,这句话里的“阁下”指的就是李昖。古人用字讲究,一字一意,含糊不得。“阁下”虽是尊称,可那是称呼高级官员的。大明天子,要称陛下。朝鲜是大明的藩属,朝鲜国王低一格,一般要被称为殿下或者主上殿下。国书里劈头就管朝鲜国王叫阁下,无形里把朝鲜国王身份贬低了好几层。
“方物”的问题更大了。国家之间交往,难免要互相赠送礼品,礼品的名称是有讲究的。大国赠送藩属、外国,叫做礼币;藩属小国进贡天朝的,叫做方物,也就是地方特产。朝鲜送给日本的礼物,如果叫方物,等于朝鲜国是给日本进贡,地位被贬低了。
至于入朝,更不象话。入谁的朝?朝谁的贡?我们朝鲜是大明藩属,可不是你们蛮夷种的藩属。
这六字连读下来,简直就是把朝鲜当成日本的下属,是可忍,孰不可忍。金诚一表示,国书里那几句“一超直入大明国”之类的反动言论,虽是大逆不道,毕竟是你自家国中事务,改不改随便,但要把朝鲜降格,那是断然不行。
金诚一是当世大儒,玄苏是汉学名家,两个人在京都没少写诗唱酬,本来惺惺相惜。现在国书一递过来,两人立刻都翻了脸,吵得不可开交。
两边争吵了半天,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日本方把“阁下”改中性词“贵国”,把“方物”改成“先驱”。至于“入朝”二字,不能改,景澈玄苏给了个解释,说这个“入朝”里的“朝”指大明。
金诚一是朝鲜大儒,认识汉字,知道这是和尚糊弄人呢。玄苏却再不肯让步了。最后使团正使黄允吉怕耽误事,出来打圆场,于是这句话在正式公文里,变成了“贵国先驱而入朝”。
汉文博大精深,这句话是有歧义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从秀吉的角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贵国作先驱,去攻打大明”。而从朝鲜人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解为“贵国做先驱,入朝纳贡”。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使团临走前,景轍玄苏还不忘吓唬一句:“今日之议,不得首鼠两端,不欲讲和,乃欲战耳。”(《赖山阳著日本外史丰臣氏八》)明确向朝鲜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配合日本讨伐大明。
使团在万历十九年春天回国以后,把日本的恶劣态度汇报给朝廷。李昖除了气愤之外,心里也有点没底,召集群臣商议,看日本人到底会不会打过来。前面说了,朝鲜对日本的情报极其匮乏,大家心里都没谱儿。
大臣们有说日本人是狼来了,有说这回真是狼来了,没个定论,把球还是踢回了使团正使与副使脚下。
本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这时候朝鲜这个时候对日本警觉的话,那么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可巧这个使节团的正使黄允吉是西人党,副使金诚一是东人党,两人势同水火。黄允吉认为,力主日本会发动战争;隶属东人党的金诚一秉承“凡是敌人赞同的我就反对”的原则,立刻说我看倭人不足畏!
金诚一在国书交涉的时候又表现抢眼,为国家在文字上争光,得了不少分。李昖觉得这是一位良臣啊,比黄允吉可信,良臣说的话,又怎么会错呢?
此时的西人党正处于低潮期,东人党虽刚刚分裂成了南人党和北人党,这会儿还能一致团结对外,都反对西人党,于是金诚一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于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又被一群“党员”变成了互相攻击的党争话题。备战一事就在东南西北的麻将声中,不了了之……
既然最终结论是日本不会开战,那朝鲜便不必费心准备什么,随便下了道诏书让釜山整饬警备了事。至于执行没执行,就不知道了(尹国馨《闻韶谩录》;金时让《涪溪纪闻》)。
朝鲜上了这么一个大当,从此再也不信宗义智那个大骗子。等到同年夏天,秀吉再派宗义智出使朝鲜时,朝鲜干脆连釜山港都没让他出,直接撵了回去。只有玄苏到了汉城游说了一趟,也是无功而返。
倭寇的事处理完了,可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宗主国大明那边该不该知会一声?要知道,这次出使虽然有礼有节,可毕竟是私通外使,论理是逾越的,这么报上去了,说不定会被批评。
李昖心里又没底了,召集群臣商议。党争这时候又起来了。大司寇尹斗寿是西人党,说应该上报大明。领议政李山海是东人党,说不应该说。下面群臣赶紧两边站好队,捋起袖子准备开吵。
东人党里有一个人,叫做柳成龙,官拜左议政,是南人党的领袖,和北人党领袖李山海一直不对付。柳成龙这个人对党争其实不是很有兴趣,但在朝鲜,不党争,就会被淘汰,他也只能身不由己。请记住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日后将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中流砥柱的人。他对朝鲜最大的贡献,就是破格提拔了一位置全罗道左水使,叫做李舜臣。
这次吵架,柳成龙其实是赞同尹斗寿的观点,认为必须知会大明一声。可碍于朋党之分,他没法把话说得太清楚,只得站出来委婉地对国王说:“跟邻国通使来往,实属平常。有事当然得上报,但得谨慎点才行,我觉得李山海说得对。”(《再造藩邦志》)
前半句柳成龙说的是真心话,后半句纯属是照顾李山海面子,所以观点有点含糊。结果这话被李昖给听歪了,大手一挥,说行了,我有主意了!
史书说这位国王“天资岐嶷,气度英毅,人皆异之”,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大智慧是没有,充其量是有点小聪明。现在他的小聪明开始发挥了。
李昖挑选了一位叫金应南的使者进京面圣,在临走前,他对金应南面授机宜,说你到了辽东以后啊,先别声张,打听一下消息。如果大明不知道日本的事儿,你就直接回来;如果大明已经知道这事儿,你再打出奏报倭情的旗号去北京。他们要问消息从哪里来的,记住千万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