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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贯眼高于顶的小老头，突然之间变得格外善解人意。
日本人的这一连串让步让朝、明联军大惑不解，他们已经习惯了日本人的狡诈与不守信用，怎么这些禽兽突然转性了呢？
究其原因，不是什么经济结构上的需要，不是什么政治军事上的诉求，更不是社会阶层的呼声。这个理由非常单纯，单纯到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理解：
太阁大人老来得子，得好好庆祝一下。
八月三日，在大阪的侧室淀姬为秀吉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起名为丰臣秀赖。
秀吉想要有个自己的儿子都快想疯了，他曾经有过一个儿子鹤松，但在壬辰战争前一年夭折，让他痛不欲生，间接促成了侵朝战争。在鹤松死后，秀吉一直认为自己身体衰微，再也没机会有亲生儿子了。想不到这一次铁树开花，一击中的，淀姬居然顺利产下一个儿子。
这让太阁大人高兴得简直要疯了。
早在淀姬生产之前，小西行长便劝说过秀吉，说孩子即将出世，应该少动兵戈，增加福德。秀吉很迷信，生怕因为自己的杀业而让这孩子也夭折，所以在七月底，秀吉同意释放了两位王子，并撤回了一部分军队。
等到八月三日秀赖出生以后，欣喜若狂的秀吉当即连名护屋也不想呆了，迫不及待地要返回大阪去亲手抱一下自己儿子。这种时候，他变回了一个普通老人，满心都充塞着喜悦，除了儿子什么都不想考虑。小西行长趁机又提出撤军事宜，这次秀吉答应得更加痛快，二话不说就批准了。
就这样，因晋州之战而骤然紧张的朝鲜局势，随着这个婴儿的降生而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日军从八月份开始撤军，截止到十月底，先后有浅野长吉、毛利重政、羽柴秀胜、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福岛正则、伊达政宗等大名相继撤退，前后五万人归国，占日本占领军的一半。
日军的撤退在秀吉看来是大胜归国，在明、朝联军眼中，却是日本服软的标志，看来战争即将结束了。无论是柳成龙还是李如松，此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时明方已经接到谢、徐的报告，说“关白极其恭谨礼待，愿顺天朝”，现在秀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原本围绕在内藤如安与沈惟敬身边的冷言冷语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内藤如安确实是带着诚意去北京请降纳款的。内藤如安与沈惟敬对小西行长充满了感激，若不是他在日本的周旋，恐怕他们这辈子都要在汉城渡过了。
八月底，沈惟敬和内藤如安终于艰难地迈出了使明的第二步，从汉城向平壤进发。随着他们后撤的，还有三万名明军。
这三万名明军，大部分属于李如松的辽东军编制。他们在朝鲜奋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疲惫不堪。朝鲜大臣曾经在辽东军中听到《山坡羊小詞》，一共十来首，都是抱怨朝鲜生活艰苦的，当时便断言说辽东军已无再战的士气。
辽东军的最高统帅李如松一接到撤兵的命令，半点都没延误，拔腿就走。八月十四日，撤到半途的李如松在黄州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的接见。
尽管朝鲜对李如松颇多微词，但朝鲜三都八道毕竟是在这位提督手中光复的，无论如何得表达一下对恩人的感激才是。
朝鲜国王李昖一见到李如松，恭恭敬敬向他叩了三个头。以国王之尊向一位提督叩头，这已经大大超越了礼数的规格。李如松吓了一跳，赶紧把李昖搀起来，说我因为粮草不继兵马多疲，没有彻底把日本人赶走，真是太惭愧了。
接下来两个人拉了半天家常，李如松人之将走，其言也善，拽着李昖絮絮叨叨叮嘱了半天，说要击败倭寇，一定要兵精粮足云云，还指点朝鲜人在庆尚、全罗两道应该如何防守。这时候一位朝鲜大臣张云翼站出来大声问：“提督这一次西归，就再也不回来了吗？”李如松肃然道：“倭寇还没打完了，我怎么可能不回来呢。”
李提督食言了。他在黄州见完李昖以后，继续带人朝西撤去，在九月十二日渡江回到辽东，结束了在朝鲜为期九个月的征程。回国以后，因抗倭有功李如松被加太子少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五年以后，李如松在一次与鞑靼人的战斗中轻军深入，战死于浑河，终其一生再没有踏入过朝鲜半步。
在他回国之后，朝廷里不停地有言官上书，批评他一心求和丧权辱国。此后历代对于李如松的评价，众说纷纭，朝鲜史书固然没什么好话，中国史书上也对他评价不高，贬多褒少。
必须承认，李如松在朝鲜确实有很多污点，比如他对南兵不遗余力地打压；比如他对朝鲜大臣们的恶劣态度；比如辽东军在朝鲜的军纪劣迹斑斑；他在后期消极避战的举动，也广为人所诟病。
但李如松在朝鲜战场上的功绩同样不容抹煞。在他入朝之前，李朝只能龟缩在平安道一角苟延残喘；在他入朝之后，三都八道相继光复，日军被压缩到了釜山一地。一名将军，以数量少于敌人、补给劣于敌人的军队克复三都，转战三千里，这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名将了。
无论是日本史书还是朝鲜史书，都把日军的最后退缩归功于李舜臣与朝鲜义军，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评价。李舜臣和朝鲜义军从日军入侵开始以后一直在奋战，战术上的几次胜利却未能削弱日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即便是李舜臣在海上奇迹般的反攻，也只是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并没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真正的战争拐点，恰好是在李如松入朝之后。
除了平壤之外，李如松没有跟日军打过几仗，战绩上不那么漂亮。可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战功”，在他的指挥之下，明军对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外线压力，这种压力让日军在战略上逐渐陷入被动，迫使他们从进攻转入防守，并最终不得不撤退——要知道，这可是四万缺衣少食的明军对十万日军的战果。
《孙子兵法》里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意思是说，擅于打仗的人，别人看不出他多么足智多谋，也数不出什么煊赫战绩，但他总能悄无声息地引导自己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让胜利看起来理所当然。
孙子说的，正是李如松这样的人。
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假设李如松最终没有入朝，那么朝鲜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反攻么？
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
李提督的价值，就在这里。
李如松走了，但也有没走的。宋应昌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刘綎的川军和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的浙兵留了下，协助防守庆尚、全罗两道，总兵力一万六千余人。饷银大明出，粮草由朝鲜供——毕竟日军还有一半兵力留在了朝鲜，没撤干净，必须得派人盯着。
宋应昌始终认为，明、日之间终有一战，和谈封贡什么的只是权宜之计，当不得真。因此，一切部署都必须着眼于未来要打一场大战。
这在战略上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可是在政治上却很糟糕。主战派的人认为宋应昌卑躬屈膝，一味求和；主和派认为宋应昌存心挑衅，破坏和谈——结果导致他两边都不是人。
更糟糕的是，主和派的中坚大将，是曾经站在背后鼎立支持他的上级——兵部尚书石星。
在战争爆发之前，石星是朝中最坚定的主战派，一力主张援助朝鲜，并促成了明军出兵。而现在战争进展到了这个地步，他的立场却悄然发生了转变。
万历二十一年恰好是京察之年，石星想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混入内阁的话，必须得力求稳妥，不能出任何岔子。现在朝鲜三都光复，国王归位，大明援助朝鲜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足可以给万历皇帝与朝野一个交代。只要和议一成，一份“襄助藩国，倭人臣服”的大功是少不了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没必要再冒险开战，应该见好就收。
可是朝廷对封贡这件事，一直存有争议，分成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一派是大学士张位等人，他们认为封贡是件好事，可以免动干戈，作买卖总比打仗强。
可是更多的人对倭寇仍旧心存疑惑，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就认为“许贡则中外解严，其祸迟而大；绝贡则战守豫备，其祸速而小。”地方大员更是极力反对，浙江巡按彭应参上表说倭寇天性就是一群强盗，允许他们从宁波入贡，等于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万一趁机作乱，沿海都会受起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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