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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会的黑田长政，在山上仔细地观察了一会战场局势后，长叹一声，发出了“敌兵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的感慨。
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拨明军，杨登山、牛伯英的两协兵马赶到了战场。他一看形势，也不打话，驱军直入敌阵，明军两处合兵一顿猛攻，重新把后藤、母里队打了回去。
黑田长政一看战场形势又再度恶化，无奈之下只好率身边的全部兵力杀进了战场。在黑田身边嫡系强军的冲击下，明军三将渐渐抵挡不住，开始转换阵型，缓缓向后退去，最后脱离了战场。
黑田紧绷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长出了一口大气，下令重整队形。
谁知道没一会儿，黑田自己都还没收拾干净呢，手下又急急忙忙来报：明军那个讨厌的和小强一样的解生，他……又卷土重来了。
原来明军的第三拨援军，乃是李益乔、刘遇节两人所带的后继部队。双方又是一番恶战，这次在战场锋线上呈胶着状态，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谁也没能占据优势。
这时另外一员将领竹森新右卫门建议说，敌人数量太多，硬拼难以支撑。不如我带一支部队从敌人右翼转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您再带本队攻击其侧翼，才有胜机。
黑田同意了这个提案。果然明军阵形的锋尖被竹森的诱敌部队成功地吸引走，整个阵形向右侧旋转，把左侧暴露给了黑田本队。一番冲突之下，明军不得不再次后退重新调整阵形。这时赶上太阳落山，而后路的毛利秀元率大部队也赶到了战场，双方结束了在稷山的这一场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明军四将中的颇贵自己斩落三级，杨登山和解生也各自获得两级，主帅收获都如此之丰，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也说明明军在战场优势不小。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呈现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以上对这场战役描述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战斗过程，全取自于《黑田家记》，这是诸多史料里描述最为详尽的一份记载。其中关于明军将领姓名的部分错误，我们做了必要的修正。根据这本书的记录，整个稷山之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与明军的遭遇战，不敌后退。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听从毛屋主水的建议，用铁炮吸引注意，主力自侧翼逼近作战，打破了明军的排盾阵，明军被迫后退。
第二阶段，黑田长政本队三千人听到枪炮声，催马急进。此刻明军派遣别动队截断了素沙坪以南的小桥，把日军先锋堵在素沙坪，使后续部队不能前进。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三将则在明军猛攻下，行将崩溃。
第三阶段，黑田三左卫门强行渡河，重新占领小桥。后藤基次与黑田长政分据两侧山头，母里、后藤队与解生所部激战，击退之。
第四阶段，牛伯英与解生、杨登山等人会师，再度发起突击。日军被击退。
第五阶段，黑田长政本队投入战场，明军后撤。
第六阶段，明军李益乔、刘遇节援兵抵达，再次回身向日军发动进攻，双方胶着不下。黑田长政采用竹森新右卫门的策略使明军暴露出左翼，发动攻击。正好天色已晚，明军全线后撤。
毛利秀元所部同时赶到战场。
而明、朝史料对于九月七日这场战斗的过程，记载都不是特别详细，只是简单地记录为“察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和“一日六合，贼势披靡，日暮各歇兵屯聚”等等。
这里的“一日六合”，应该就是《黑田家记》里提到的六个阶段。
在《黑田家记》的描述里，对整个过程中日军的英勇极尽描摹之能事，对明军的反击却是寥寥几笔带过，轻描淡写。这是日本史料一贯的夸大其词，不算什么新鲜事。可我在阅读这段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再仔细一想，终于发现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段记载将黑田长政与麾下众将在稷山的表现，描绘成是一场日军以寡敌众、几度濒临绝境、最后依靠勇气才击退敌人的惨烈胜利。
前面提到了，毛屋主水赫然以长筱之战的规模来比拟明军阵容。而长筱之战织田军是三万人出阵，武田军是一万五，也就是说毛屋认为对面的明军总兵力至少是数万人的规模。
接下来在反复六次的拉锯战中，日军将领也多次发出“大兵胜逾桥，我恐难支，是吾死所也”、“敌军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彼多兵而我寡”的感叹。一直到天黑，黑田军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即使是黑田家自己的描写，也仅仅只说明军“扰乱不能成备”，最后还是全靠毛利秀元后军赶到，才使“敌余军不敢战而退”，这才罢兵。
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方说明军是不敢战而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破绽。因为哪怕按这记录，也说明即使毛利援军赶到时，明军还是处于攻击状态的，在毛利军抵达战场后，明军才放弃攻击而退去。
日方记录，包括《黑田家记》在内的各种“家记”史料对战争的记叙有个显著特征，或者说是个规律：如果是日军取得胜利的场合，会极力夸耀杀伤明军数量之多，明军如何一溃千里；如果是日军战况不利的，就极力扩大明军兵力，然后夸耀日军将领之武勇。说白了，赢了就是“屡战屡胜”，输了就是“屡败屡战”。
以前有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笑话，说地下党从严密封锁的国统区报纸上，仍旧可以判断出内战局势。只要看到哪里国军“英勇奋战”，就意味着国民党在这里吃了亏。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就意味着有一场大败；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匪不敢追”，就意味着有一场大溃败。古今一辙，可以互相印证。
明白了这个规律，再回头看《黑田家记》，会发现主笔者不遗余力地赞美黑田诸将多么勇气十足，多么骁勇善战，多么能在逆境中保持战意。这本身就暗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稷山之战对黑田长政来说，确实是一场恶战和苦战。
与之相反的是，主笔者一提到稷山之战中的明军，则只是淡淡地形容说“惊顿”、“败走”、“不敢战”云云，这恰好反证了明军损失很小，小到一贯擅长夸大其词的《黑田家记》都没法吹牛，不然他们早就吹嘘杀得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应了那句话，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明军到底有多厉害，能把一代名将黑田长政逼到如此地步？
无论讲什么战斗，总要先了解双方兵力配制。那么就让我们先看一看双方参战人数吧。
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在壬辰战争时期的总兵力是两万五千人，经历了战争损失，再加上原属三军团的岛津义弘被分出去独立成军，到了丁酉再乱开战时总兵力下降到一万人。这一万人里，包括了黑田长政的五千人本队，毛利吉成的两千，还有岛津忠丰、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佑兵和相良赖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乱的日军虽然仍以军团区分，但大多数时候却是随意调配。全州会师以后，毛利吉成和岛津、高桥、秋月等部没有跟随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了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几路中去。跟随在黑田长政身后的，只有八军团的毛利秀元。
按日方记载，稷山之战毛利秀元只赶上一个尾巴，因此参与九月七日战斗的实际上只有黑田长政本队，五千人。
黑田军在日军中也算是擅战之军。他们打得如此悲壮，屡次发出敌众我寡的悲鸣，那么明军数量应该远在日军之上，即使没有日本人说的十倍那么夸张，怎么也得有一两倍。
那么稷山之战在九月七日时的参战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呢？
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大于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好象很符合黑田家的记录——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这几位将领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都记载，麻贵当时“夜挑选各营精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而看解生所部到素沙坪后的举动，可知这次行动本意是一次伏击战。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旁人，尤其是朝鲜人，很难保证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