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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
这么一个小型强国，如果不是离朝鲜实在太遥远，倒真是一个抵御倭寇的不错选择。
就在金应南去北京的路上时，汉城也接到了辽东都司的咨文。看到咨文里严厉的措辞，李昖和手底下的大臣都惶惶不可终日，只盼着金应南能够随机应变，在北京把这事解释清楚。
幸亏金应南不辱使命，在北京把朝鲜的嫌疑洗刷清楚了。收到金应南的回信以后，从国王李昖到底下大臣，都长舒一口气，可当他们看到万历皇帝提议朝鲜、琉球、暹罗三国合兵的建议，眉头又皱起来了。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领导发话，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是玩笑话，但下面的人，必须都得当成一件事去办，否则万一判断错误，就会大祸临头。万历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没当回事，但朝鲜要是当成耳旁风一笑置之，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惹祸。
怎么办？只能正式派出使节，郑重其事地婉拒领导关心。
没办法，李昖只能又派去一名使者李裕仁，专程为婉拒合兵暹罗、琉球事。
李裕仁前脚刚走，李昖一拍脑袋，忘了件大事儿！辽东都司的质询咨文，到现在还没正式答复呢！朝廷虽已知倭情，但朝鲜通倭这种谣言，必须得正式辩解一下。李裕仁临走的时候，只交代他去婉拒合兵，辩诬的任务他没领。
朝鲜人不嫌麻烦，在十月二十六日又派出了一名陈奏使韩应寅，专程前往北京辩诬（《宣祖实录》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这个“辩诬”，在朝鲜是个专门的名目。朝鲜是中国属国，平日里最害怕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上国愤怒，所以一旦两国出现了什么龃龉，朝鲜就会赶紧派人去解释，名谓“辩诬”。
比如朝鲜李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明朝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中朝甚至蒙朝混血，还郑重其事地写入官方文书。朝鲜人不干了，又不敢直接抗议，就派遣使节前往明朝进行“宗系辩诬”，要还李成桂一个纯种的朝鲜血统。所以“辩诬”这事，朝鲜人是驾轻就熟。
“辩诬”的韩应寅前脚走，金应南后脚便回来了。他把大明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包括陈申、苏八、琉球等地的倭情奏折，朝鲜小朝廷这才弄明白大明对倭寇的了解有多详尽。李昖一琢磨，心想不行，朝鲜距离日本最近，琉球都通报倭情了，我们如果不拿出点有质量的倭寇情报，委实说不过去。
韩应寅是专程辩诬去的，没派别的任务给他。于是李昖不嫌麻烦，又派了一位叫申点的使臣，把朝鲜能搜集到的倭寇情报全汇总起来，再报天朝。
读史至此，忍不住要感慨一句：奔波在汉城和北京之间的使者们，你们真是辛苦了……
再感慨一句：李昖同学，有什么话您不能一次说完么？
负责“婉拒合兵”任务的李裕仁到北京时，是十月十七日。他上表言辞恳切，说：“暹罗琉球，小邦只闻其国俱在南海中，窜远悬绝，舟船不通，未详道里几何。方维在何，今无缘寄声。”翻译过来就一句话：“这俩地方我们找都找不着，更别说拉人家助拳了。”
万历听了，也没生气，还抚慰一番。朝鲜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还未合上嘴，万历又说了一句：“琉球和暹罗不成，咱们再换一家助拳的嘛。”
李裕仁汗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大明对朝鲜可真是优待，暹罗、琉球合兵一事刚下马，朝廷马不停蹄，又给朝鲜找了一家盟友。
还好，这次的盟友，比那两家靠谱一点，叫葡萄牙。
准确地说，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对于葡萄牙人的战斗力，大明早在正德年末的屯门海战中就领教过了。那一场战事葡萄牙人虽然战败，但他们先进犀利的火器，也给大明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名臣汪鋐、戚继光等人的大力推广，佛朗机已经成为一个武器品牌，广泛应用于明军装备里。
找葡萄牙人助拳，也不是没有先例。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曾经组织舰队前往浙江宁波，剿灭了海盗林剪（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隆庆二年，海上巨盗曾一本曾打算围攻广州，结果被澳门的葡萄人打跑了。这两次战役给大明官员刺激很大，时人评价说“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陈吾德《条陈东粤疏》）比日本人都能打。
所以这次倭乱大起，大明想起葡萄牙人，是很自然的想法。
找葡萄牙人出兵，这个是两广侍郎刘继文的主意。刘继文的构想相当宏大，就六个字“擒斩关白入献”（《神宗实录》十九年十一月壬午条三），让葡萄牙人依仗着船坚炮利，直入日本，擒贼首脑，来北京献捷。
万历皇帝觉得主意不错，跟朝鲜使臣提了一嘴，吩咐当地官员赶紧去联络。
刘继文去找葡萄牙人交涉，但葡萄牙人根本没搭理他。这些欧洲人都是漂洋过海作生意来的，才不会干这种火中取栗的傻事。剿灭海盗是一回事，介入两个国家的战争是另外一回事。葡萄牙人都是生意人，指望着在中日两头做买卖，严守中立。这次若是出兵帮了大明，以后在日本就别想混了。
不过葡萄牙人也算够意思。早在两年前，秀吉曾经想买葡萄牙人的大战舰，他们一打听，原来这船是要打大明用的，忙不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葡萄牙商人回绝以后，大明这才彻底熄了合兵的心思。朝鲜人也彻底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事算是尘埃落定，不会再有反复了。接下来韩应寅、申点陆续赶到京城，辩诬的辩诬，通报的通报，天子自然龙颜大悦，不吝赏赐——至于暹罗、琉球、葡萄牙什么的，在几顿赐宴之后也便被中朝人民抛去脑后了……
如果万历皇帝为朝鲜找的这些盟友统统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在公元一五九二年的朝鲜半岛上，会出现一支来自东方的联合国军。这支联合国军囊括了大明、朝鲜、暹罗、琉球、葡萄牙、建州女真（严格来说他们此时是明军）等一系列国家或政治势力，那该是件多么绚烂夺目的事情呀。
为什么大明这么热心给朝鲜人找盟友呢？这是我们在初章所说的战略思维所决定的。
在大明眼里，朝鲜也罢，日本也罢，都属于藩邦蛮夷，只不过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而已。外国的事再大，那也是夷事，朝鲜半岛对大明来说，不是战略重心，犯不上动用天朝大军。
大明的血，不能为一些蕞尔小国而流，最多帮忙喊几个外邦打手过来——这还是看在朝鲜一贯恭顺的面子上。
在这些潜在盟友一一夭折之后，大明甚至考虑过干脆让朝鲜单独出兵剿灭日本算了。在万历二十年二月，兵部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说朝鲜人受到了倭寇的污蔑，心中一定非常愤恨，不如就趁他们群情激昂，民心可用的时机，让他们出兵去打日本（《神宗实录》二十年二月壬酉条六）——说一千，道一万，大明就是不打算为外国用兵。
万历皇帝大概对朝鲜虚实也有所了解，没有同意兵部的这个计划，只下旨让朝鲜好好搜集一下对日情报就算了。可见大明朝廷对朝鲜的忠诚心和实际能力，都有清楚的了解……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非议大明在壬辰战争爆发前的漫不经心，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后世之人，生活在一个日本在全球地位十分重要的世界。但从十六世纪的大明视角来看，日本不过是一隅蛮荒小国，偶尔会制造些诸如倭寇之类的小麻烦，还谈不上动摇大明立国之本。大明本身的事务已经相当繁多，对于一个遥远岛国的不靠谱的野心，没有必要投诸太多关注。
而且种种证据告诉我们，大明对于频繁响起的倭警，并没有掉以轻心。
浙江、福建两处的巡抚常居敬、赵参鲁早在递交倭警情报之后，就开始着手修造新的战船、招募水手，还添加了各类新式火器——这些准备功夫并没有白费，在数年之后，这些舰队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神宗实录》十九年八月甲午条七、癸卯条九）——浙江甚至把中军都司移至扬州，把徐州参将行营移至淮安，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其他沿海地区如两广、山东、天津等处，也都纷纷整修战备，朝廷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下文，提醒边防将领地方大员，要提高警惕。
可以看得出来，大明的这些战略部署，全都立足于一个大前提：“倭寇渡海，直入浙闽。”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倭寇入侵中国的标准路线，所以当秀吉要入侵的消息传来，大明第一个反应，就是经略沿海，生怕大股倭寇跨洋而来，闯入中国腹心。
在一封兵部发给